“五行大布”上的汉化国策与道教情结

栏目分类：道教动态   发布日期：2016-01-07   浏览次数：次

　　吐鲁番出土文书证明道教在魏晋时期已经流行西域

　　道教传入西域，并无明确的时间，但至迟在公元5世纪初在高昌地区已较流行了。吐鲁番出土的几份文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一件北凉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高昌墓葬的“韩渠妻随葬衣物疏”，文书的后面写有：“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书物数：前朱雀，后玄武。□□要。急急如律令。”

　　另一件北凉真兴七年(公元425年)的“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中，末尾写有：“辛(幸)关津河梁不得留难，如律令。”

　　还有一件北凉缘禾六年(公元437年)“翟万随葬衣物疏”中，也写有“延寿里民翟万去天入地，谨条随身衣裳物数如石。时见左清(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公元587年 高昌国延昌二十七年 高昌随葬衣物疏

　　这几件随葬衣物疏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道教的四大护卫神。中国古代神话早就有关于青龙、白虎、朱鸟(朱雀)、玄武的传说。葛洪《抱朴子·杂应》描述老子(即太上老君)的形象时说：“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玄武是神话中的北方之神。龟蛇合体;朱雀位在南方。《札记·曲礼上》记其方位为“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原本是对天上星辰二十八宿的概括，古称四灵，后被道教吸收，成为道教老君的护卫和仪从了。“律令”、“急急如律令”为道教常用的符咒用语。律令是道教中的鬼神，行走如飞。衣物疏中的这些道教用语，是表达死者灵魂有四方神灵护佑，直达天宫的意愿。上述韩渠妻随葬的纸鞋底上还写有一个“骘”字，为升天之意，出土的“衣物疏”中也常有“攀天丝”、“登天衣”的字样，都是道教讲求的升玄飞天、羽化成仙的信仰，在道教徒丧葬仪式中的体现。

　　汉墓出土青龙砖雕

　　这表明，在魏晋时期道教便已在高昌和西域其它地方十分流行了。

　　秦汉时曾有大量汉人在西域活动

　　吐鲁番古国遗址 黄土版筑的交河故城

　　道教传入西域，主要是随着内地信仰道教的汉人在西域的活动而传播开来的。秦汉时期即有大量的汉人在西域活动。汉族为西域诸族之一。魏晋时期，高昌地区成为汉人在西域的主要活动区域，出现了由内地四大豪门阚氏、张氏、马氏、麴氏建立的汉族政权，又有大批内地汉人迁入。汉人不仅将佛教文化、儒家思想，也将道教信仰带来西域。因此，魏晋至隋唐，是道教在西域和高昌比较流行的时期。

　　西晋道士王府造《化胡经》

　　敦煌莫高窟曾有《老子化胡经》残卷出土，内称：“我昔化胡时，西登太白山，修身岩石里，四问集诸山，玉女檐浆酪，仙人歌经文天龙翼之后，白虎口驰，玄武员钟鼓，朱雀持幢幡。化胡成佛道，丈六金刚身，时以诀口教，后当存金文，吾升九天后，克木作吾身。”《老子化胡经》为西晋道士王浮，根据东汉以来流传的种种有关老子化胡的传说所造，说老子曾西出阳关，经西域达天竺，化身为佛，教化西域胡人为浮屠，佛教由此而产生等。

　　敦煌写经 老子化胡经卷第一 唐 大英博物馆藏

　　道教编此经说，是为宣传佛道同源和老子转生，以抬高道教的地位。但此经传出后，立即引起佛教的反击，佛道两家为此长期激烈争论，到元代时此经已被焚毁。但是，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道家思想，随着汉人来往西域而早在西域传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老子显化西方诸国

　　道教既传入西域，也必有供道教信徒修道、祀神和举行宗教仪节的场所，即宫观。宫观一般按建筑规模大小，规模宏大而且祀奉天尊(即老子)、玉帝诸高级列神的称宫或观，规模较小，奉祀民俗众神的称庙或道院。宫观通常由神殿、膳堂、宿舍和园林四部分组成，建在风景幽雅的山林之中。道士多以道观为家，一般信徒则在自家居住。

　　史料中记载的西域道观

　　西域的道教宫观情况，史载不详，只有在出土文书中略知一二。

　　敦煌出土的《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中记载，唐代伊州(哈密)三县共有3座道观，即伊吾县的“祥麰观”、“大尹观”，柔远县的“天上观”。又据大谷光瑞文书，高昌有“周楼观”、“口汤观”等。唐初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曾下诏，各州县只得保留道观一座，京城只得留道观两座，所以文书提到的道观为数很少。但既有道观，说明高昌、伊州的住庙道士亦有相当的数量，而居家的道教信徒则为数更多。

　　三教合流 并修不悖

　　道教传入西域以后，与内地的情况一样，很快与佛教和儒家思想互相融合，吸收佛教的教理及修行仪式，“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道、释、儒三教合流，融为一体，并修不悖。这也是西域道教思想传播的主要特点。特别是高昌人的道教信仰上，已完全融合了佛教的内容。

　　一件高昌重光二年(公元621年)的“张头子随葬衣物疏”，结尾写：“大德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张头子持佛五戒，专修十善，昊天不吊，今于此月四日奄丧盛年，迳涉五道，任意听(过)，幸勿呵留。时人张坚固，倩书李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辟(壁)。不得奄留遏留亭(停)，急急如律令。”一件高昌延寿九年(公元632年)“吴君范随葬衣物疏”结尾也写有：“佛弟子清信士吴君范，持佛遐令，永保难老，昊天不吊，……幸勿呵留，任意听过。倩书张坚固，时人李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不律令不得往。”

　　随葬衣物疏里的“张坚固”、“李定度”，是作为制作衣物疏的一种“见证人”，他们是道教里人格化的自然神祇，可以保证让诸神受命的衣物疏具有权威性。“律令”则是道教常用的符咒语。这些衣物疏所反映的道教色彩十分明显，应为道教徒所有。但同时，佛教的特点也十分明显，如“佛弟子”、“比丘”、“五戒”、“十善”等。

　　天梯山彩塑一佛二菩萨 佛道共佑西域汉族人

　　其中，“五道大神”指佛教轮回五界的住持，掌握着人们死后轮回的命运。在一份“衣物疏”里，同时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张坚固、李定度等道教神灵和五道大神的佛教神灵庇护，充分说明了在高昌道教徒和一些佛教徒的思想信仰里，这两种信仰已融为一体，相辅相成，道教徒相信佛教神祇能保护其灵魂直达天国，佛教徒也不在乎道教天神为其护灵。

　　求神拜佛 西域信教汉人很难区分佛教徒与道教徒

　　这种释、道合流的信仰特色，在高昌丧葬仪俗里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日常的宗教生活中也应当是如此。这与汉族人历史上形成的宗教崇拜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不专一性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宗教意识传统是一致的。求神拜佛，祈福消灾，求亡灵早日升天等，只要能满足暂时的、实用的宗教需求，并不在乎他是哪方神祇，也无需刻意追求宗教教规、礼仪的形式和内容。这是汉族人普遍的宗教心理特征，因此，在信仰宗教的汉族人群里，是很难严格区分佛教徒与道教徒的界限的。

　　唐宋时代，道教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力推崇，在内地已臻于鼎盛，而西域的情况缺乏记载。西域在唐代已归属于唐朝，与中原的联系更加密切，汉人在西域的活动也十分活跃。据此分析，西域高昌等地的道教也是应当很繁盛的。然史无记载，一方面是在宗教上，佛教居于主要地位，多为王室贵族社会上层所崇奉;另一方面，道教渐与佛教融合，并且主要为一部分汉族百姓信奉;再则，西域的道教，既没有如中原道教那种独成体系、博大深远的道教文化，也没有形成如同西域佛教那种丰富多彩、富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佛教文化，所以，并未引起史家的注意。

　　道教在西域其他民族中是否也曾流行？

　　道教除在汉人中流行外，在西域其他民族里是否也有流行，因缺乏这方面可靠的资料，难以作出肯定的结论。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一张高昌和平元年(公元551年)的道教符箓，符箓上绘有天神，左手持大刀，右手持长叉，其中“朱绘天神”的衣帽，有学者认为，“似为民族服饰，不类通常所见之道教神图”。以次说明道教在高昌地区已有不少民族信仰，似乎证据不足，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资料加以证实。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高昌、伊州等地的道教信仰者，主要应为汉人。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出土道教符箓上绘有天神，左手持大刀，右手持长叉

　　西域其它汉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如龟兹等地，也应有道教的活动，但同样缺乏历史记载或考古发现，只能作出这种推测。道教的思想和某些习俗，通过道教在西域的传播，对其他民族和宗教产生一定的影响，是符合情理的。吐鲁番发现的元代回鹘文刻本里，有讲八字命运的内容，文书最后三行译成汉文意为：“金命的人白而富，木命的人青而富，水命的人黑而富。”信八字是道家的思想。可见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回鹘人当中。

　　道教在元初西域汉人中也曾相当兴盛

　　元初，在成吉思汗征服中亚的过程中，有大批内地汉族士卒、工匠、商人等，随蒙古军队迁入西域各地，其中有不少人是道教徒。成吉思汗为求“保养长生之秘术”，邀请全真教道士邱处机前来中亚。公元1220年，邱处机率18人从山东莱州经蒙古草原、别失八里、阿力麻里(伊梨)到达撒马尔罕。行至别失八里，邱处机受到王宫、士庶、僧、道数百人的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后来，在阿力麻里遇见了留驻在这里的汉族道士张公。张公为察合台汗的大臣，他请求这位全真教首领为这里的道教徒布道，并汇报说：“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在撒马尔罕也有许多汉族工匠杂居城中。可见，元代西域的道教也很活跃，传播到了汉人足迹所能到达的地方。

　　元末、明代至清初，道教在西域几乎无传，是与这时期地方割据政权和伊斯兰教在各地的兴起，汉人往来西域有所减少的背景有关。至清朝统一新疆，又有大批官兵西迁，道教复又传入。

　　道教文化在西域的遗留不多。和静县出土有一件东汉时期的文物“四神规距镜”，直径10厘米，外侧有用浅浮雕法铸出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像，边沿还有一圈篆书铭文：“尚方作竞(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遨)四海。”这面铜镜显然是一位汉人道教徒使用的遗物。阿斯塔那古墓葬出土的绢画“女娲伏羲图”，图面伏羲女娲下身成蛇缠绕在一起，伏羲持距，女娲持规，背景是日月星辰，表达了阴阳结合衍生天地万物的道家思想。有一处唐代墓葬，墓室绘有云纹、飞鹤、童子骑鹤图案，穹窿上绘天汉图，中有二十八星宿和月轮，玉兔持杆捣药，左侧有蟾蜍，藻井绘有忍冬纹，伴出十二生肖陶俑。反映的也是“长乐未央，永受嘉祥”的成仙成道思想。道教艺术对佛教的影响，也可以从高昌佛教绘画、音乐等艺术里，看到佛道杂染、相互融合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