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家大人陈莲笙道长二三事

栏目分类：国学资讯   发布日期：2016-06-26   浏览次数：次

　　我听到现在已经有博士研究生在做陈莲笙思想研究的论文。指导老师希望学生能够揭示陈莲笙著述背后的“微言大义”，但是学生却苦于找不到陈莲笙生前活动背后的思想变化的材料。于是，我想，我还是尽可能将我知道的陈莲笙的思想轨迹记录下来，特别是将改革开放以后陈莲笙的思想发展变化记录下来，留给年轻学子们作研究参考。

　　坚定不移地走爱国爱教之路

　　陈莲笙道长羽化以后，海内外道教界公认他是爱国爱教的模范。这个结论是否公允呢?我想说几件事情。

　　陈莲笙是经历过旧中国和新中国两个时代的人，他的爱国爱教是发自内心的。前32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陈莲笙已经是上海滩上著名的高功法师和道教界的年轻的头面人物，关心社会，关心时局。我小时候就经常看见他坐在客堂里埋头读报，阅读各种小开本的综合性杂志。他没有接触过先进思想和先进组织，对于新旧社会的认识来自于他自己的观察。

　　陈莲笙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既无钱财，也无文化，对于贫苦人家一直怀有深情。有时候被叫去为亡魂“分路”(人死后举行的为亡魂引路的一个小仪式)，他看见亡人躺在草棚里，身上盖着芦席，心里真是难受，做完“分路”小法事以后，真不想拿东家送上的微薄经资。

　　记得我11岁的时候，跟他去一个大户人家做道场。做了道场以后，别墅东家开出的经资支票，连续多次在银行里取不到钱款，害得祖母为出工的道友垫付。他连续到这户人家去了几次，最后都不愿意去了，结果还是由我陪着爷爷去讨钱，才勉强讨来。陈莲笙很鄙视这些富人。

　　他还跟我说过，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的道教组织恢复活动。他当时不到30岁，在道教界比较活跃，人称新闸地界上的“小莲笙”。当时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很关注道教，也关注他。有一个科长亲自跟他谈，要他参加国民党。他当即告诉这个科长，道士信道，不信别的，拒绝了要他参加国民党的要求。每当他说起前半生的时候，他总会说，我对国民党和旧社会从来不抱希望。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一时间道教活动急剧减少，家庭生活很困难。但是他从不抱怨，而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织道教界人士参加建国游行、抗美援朝游行和捐献飞机大炮的民族音乐义演等等，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靠拢党和政府。虽然当时道教还没有被承认，但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政府不会不承认道教，因为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1955年，上海宗教局的姜尚文同志找他，邀请他出来组织筹备上海道教协会。我那时已经读高二了，记得下午放学回家，看见他同一位陌生人在客堂里商谈。事后，陈莲笙高兴地告诉大家，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不一样，平等待人，和蔼可亲，要他出来做组织道教界人士的工作，给他科员的薪资，享受相当于公费医疗的待遇，等等。从此，他就成为专职的道教协会工作人员，直到羽化。

　　1956年，我考进了北大中文系，到了北京。那时我才17岁，从父亲的信函里得知中国道教协会准备成立。1957年，陈莲笙当时只有40岁，他和上海道教界代表一起到新建的前门饭店参加中国道协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我专门去饭店看他，他很高兴，拉着上海虹庙当家张源琨叔叔和几位道长一起到刚在北京开张的上海老正兴吃饭。后来，他经常说，从辛亥革命起，道教界就想成立一个组织，但都没有成功。从1957年起，道教终于有了跨宗派的全国统一组织，这只有在共产党政府领导下才能办成。

　　1960年初，陈莲笙又到了北京，住在西苑宾馆。我去看他，说话时，他常常欲语又止，房间里还不断有人来张望。我觉得气氛不对，坐不多久就离开了。那时候，北大刚刚结束反右倾。我猜想道教界大概也在经历这场运动。1961年，我因为得病回上海休养，才得知陈莲笙在反右倾运动中也挨了批判。虽然他还留在协会，但只做上海道教的史料整理工作。对于这段运动经历，陈莲笙很少谈及，也从没有流露出怨恨的情绪，只是默默地做自己的史料整理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才留下了他做的史料整理的内容，现在编入了《陈莲笙文集》下册。一些学术界的朋友都非常重视他编写的有关上海道教界的史料和上海白云观的碑志以及同官府往来文书的原始材料，认为极其珍贵。

　　当“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陈莲笙是想不通的。运动开始不久，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抄了我们家，他们甚至将我家的雕有蟾蜍的大砚台也当作四旧没收。当时，陈莲笙还是天天走到老西门的白云观，在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里做史料工作。突然有一天，白云观里冲进来红卫兵和宗教局的造反派。他们的扫“四旧”，就是毁文物和烧道书。眼睁睁看着白云观供奉的明代朝天宫铜像被拉走，陈莲笙无能为力。面对红卫兵将二部半的涵芬楼《道藏》一册一册扔进火海，他熬不住了，奋不顾身地冲上去阻止，嘴里说那是国宝，那是历史。可是，立即被造反派拉到一边，红卫兵对他拳打脚踢，批判他是保皇派、反革命，要准备复辟，勒令他低头认罪。他站在火堆旁边，眼角看到有机会，就以财务账册为名，将有的簿册抢下来，留在身边。其中被抢下来的，就有后来挂在老君堂里的吴道子画老君像的巨幅拓片，以及他整理的文史资料和当时上海道教协会收藏道教书籍的目录。

　　1967年，上海造反派“夺权”高潮时期，他和玉佛寺的大和尚真禅法师被一起关在西藏中路的慕恩堂里，随时接受批斗。一道一僧天天坐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反省检查。在房里没有人的时候，两人又悄悄交换着路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各种马路消息。他们都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共产党的本意，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要耐心地等待变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停发了陈莲笙的工资，改发微薄的生活费。但是，陈莲笙就是拒绝领取所谓的生活费。他说，我到道教协会的时候是政府要我来的，我是有级别的，有工资的，我不领什么生活费。因此，我们家二老六小的生活，在这几年里就靠我的60元工资和弟弟妹妹寄来的一点钱维持着，直到陈莲笙恢复工资发放为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没有工资，陈莲笙从静安区家里到南市区劳动的工厂的路程，从来不坐公交车，每天来回都靠两条腿走路。那时他年龄在50岁到59岁之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碰到上海佛教协会的一位秘书长，他告诉我：他每天早晨从黄浦区走路到圆明讲堂，你父亲从新闸路走路到城隍庙，两人每每在人民广场碰到，都要亲热地打招呼。如果几天碰不到，彼此都会挂念和担心对方，相互默默祈祷平安。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莲笙被安排到立新伞厂劳动。他同真禅大和尚一起每天制作伞柄，在劳动中相互关心和照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海佛教恢复的步伐要比道教快。后来，上海道教协会恢复和成立的时候，无论在舆论上、财力上还是人力上都曾经得到上海佛教协会的帮助。上海道教协会成立的当天，真禅大和尚还亲自到白云观恭贺。陈莲笙在生前不止一次地表露过他对真禅大和尚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那时，我已经搬迁到金陵东路居住，正是他每天走路经过的地方。每当周末前一天晚上，我家都要烧一点菜，请他来家小聚。有时候还请我岳父一起聚餐。当时，不论有多么辛苦，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不满和埋怨共产党，或者埋怨自己出身道教的话。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陈莲笙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我的家也从金陵东路搬到了江苏路。看到北京的春节招待宴会有宗教领袖出席，他就多次走到我家来，跟我说要给市领导写信，要求恢复道教的活动。记得当时我就曾经帮助他起草过给刚恢复工作的上海曹荻秋市长、胡立教书记等领导的信。当然，那时百废待兴，政府还顾不上道教的事情，也得不到回复。但是，陈莲笙始终相信共产党是不会忘记道教的。

　　在上海还没有恢复一个道观的时候，在人民政协工作刚恢复的时候，陈莲笙就利用自己是静安区政协委员、原道教协会筹备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征得静安区政协同意后，在康定路静安区政协所在地，借了一个办公室，开始联络道教界人士的工作。他在这里组织道士开展时事政治学习，举办道教讲座，排练道教音乐，直到在市委和市政府支持下，白云观正式收回为止。当时，陈莲笙已经六十五六岁了。

　　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落实。陈莲笙得到道教界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他从静安区政协委员，变成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常委，从筹备会工作人员，变成了上海道教协会的秘书长、副会长、会长，还担任了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和顾问。但是，他一直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道士”，只不过遇到了好日子、好政策，对于党和政府始终抱着感恩的态度。他常常对我说，你能够到北京大学读书学习，且咱们家里4个孩子都有大学学历，这在旧社会的道士家庭是绝对供不起也做不到的。

　　虽然担任了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精力和能力，只能够在上海做些事情，发挥点作用。所以，他多次婉拒了要他去北京工作的呼声。担任上海政协常委以后，他自知只能为党和国家在道教界里发挥一点作用，因此从来不摆常委架子，不做道教以外的事情。尽管到了90岁，他还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小道士”，只是在上海城隍庙的岗位上为党和政府工作、分忧。

　　可以说，陈莲笙一生经过了新旧社会，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左”倾思潮的折腾。但是，陈莲笙始终保持着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热爱的态度，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不论自己蒙受什么样的灾难和屈辱。

　　艰苦的道观恢复工作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渐落实。陈莲笙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做恢复道教的工作。

　　恢复道教活动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恢复道观。当时上海所有原来的道观都被不同的工厂、企业或街道单位占用着，而且都各有各的理由，不愿还给道教。于是，恢复道教活动就从争取收回道观开始。

　　要将一座座被占的道观收回，实在不容易，需要做大量细致繁复的工作。那时我已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有一天，陈莲笙要我随他一起到浦东参加一个座谈会，同去的还有道协的徐家进道长。在一个堆满工具的阁楼上，十多位浦东地区著名的道长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对于恢复浦东著名道观钦赐仰殿的意见。我担任会议记录，然后根据记录和《上海县志》中有关记载，整理了一份要求恢复钦赐仰殿的会议记录。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当时还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所以会议是在半秘密状态中举行的。当然，会议记录送给了浦东地方政府和上海市的有关部门。

　　对于恢复道观的困难，陈莲笙坚信，总有一天党和政府会落实政策，道观会得到归还。他常常说只能不厌其烦地反映情况，等待时机，着急也没有用。在占据单位还不能归还的时候，他只要求在原道观里先归还一间房，让道教有个立足之地。他常常说，只要道教有个办公室，就会让所有人知道这里原来是道观，总有一天会还回来。上海白云观原来被友谊商店古董修理工场占据着。该工场到处说每年为国家创汇几十万美元。道教开始只能在门房旁边占着一小间屋子办公。直到当时上海市委老领导、政协副主席杨士法视察了白云观，亲自说出宗教政策不能落实的损失远远大于几十万美元的话，并指示工场尽快归还道教以后，友谊商店的工场才撤离了白云观。

　　记得当时任上海宗教学会副会长的马人斌阿訇经常跟我说，上海政协开会的时候，他见到陈莲笙从来不称呼名字或者陈道长，而是称陈城隍。因为，每次开会或者提案陈莲笙说的都是恢复上海城隍庙的事。当时，天主教金鲁贤主教在政协也呼吁大家一起帮助道教实现收回城隍庙的目标。就这样通过连续8年的努力，最后得到中央和上海市领导的关注，南市区领导的支持，上海市宗教局的关心和协调。在豫园商城的帮助下，坐落在寸金之地的上海城隍庙终于回到了上海道教界的怀抱。经过连续两次工程维修，如今，城隍庙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乃至中国道教的窗口。

　　恢复道观工作，占用了陈莲笙晚年大约整整十年的时间。

　　在为恢复道观四处奔走的同时，陈莲笙常常问我道教应该怎么恢复。他常常说，上海道教如果能够恢复，应该与过去有所不同，要创新。同时，道教里一些优秀的东西可能会后继无人，一定要尽可能保存下来。因此，他从最熟悉和最喜欢的道教音乐文化入手。在借地静安区政协办公的条件下，陈莲笙就开始组织熟悉民族器乐的道士排练道教名曲。静安区政协礼堂里每周都会响起悠扬的江南丝竹风味的传统道曲。每当这时候，都会引来人们蜂拥围观，鼓掌欢迎。他还利用二子陈大灿在上海音乐学院从事民族音乐教学的条件，争取到了学院领导和相关人士的支持。在既无资金、又无场所的条件下，开始录制上海道教音乐名曲，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迎仙客》音带，后来还拍摄了进表科仪等录像。这一保存道教优秀文化的努力，在道观逐渐恢复以后，在陈莲笙身后的今天，上海道教界的青年道士们仍然在继续努力进行着。

　　把道教恢复的希望放在青年道士培养上

　　在上海的道观逐渐收回以后，陈莲笙考虑最多的问题便转到青年道士的培养上。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自己已经60多了，其他道士也有七八十的了。现在是过一年就少几个。再过几年，随着道观的大量恢复，道士就不够用了。再说，老道士已经跪不下去了，即使能跪下去也站不起来了。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后，道观收回再多也没有用。因为那时的道观不是真正的道观了，只不过是博物馆或者旅游点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陈莲笙就特别注意来道观的青年人，并热情接待那些想要当道士的人。但在当时的上海，想进入道门的人并不多;即使有，也因遭到父母的反对而作罢。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从海安来了一位张道长，他愿意帮助组织一些青年来上海学道，其中还有不少是海安散居道士的后代，他们都有道教感情。陈莲笙听了非常高兴，同我多次说起。接着，他就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筹划在上海白云观里举办上海道学班。比如，安排十多名学生住一间房，在厨房旁边清理出一间破旧房子做教室，没有粮食计划和购粮的钱，就要求学生自己带米来学习。他之所以含辛茹苦地开展培养青年道士的工作，为的就是满足陆续收回道观的需要。

　　对于如何培养青年道士的问题，他也多有考虑。他跟我说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速度要快。我回答说，学道青年来了就马上拜师，跟师父一年，基本上就可以念经拜忏做法事，顶上去了。他考虑了一下，说不行。他说，他了解现在还在的道士的水平。什么样的师父培养出什么样的徒弟。单靠师父教，水平就会越教越低，作风就会越教越差，难以培养出真正有新面貌的小道士来。何况用这一方法培养出来的青年道士，往往会形成一个个小团体、小帮派。所以，入学马上就跟师父学，不是一个好办法。于是，我就说，那就学习基督教和佛教的办法，先在学院里学习两年，然后再到宫观里拜师学习1年。听我介绍了在金陵神学院讲课看到的情况后，他很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既保持了道教的师徒传统，又能够让小道士学到很多东西，并避免沾染拉帮结派等坏习气。在谈到青年道士培养的目标时，他说，不能要求过高。在小道士们毕业的时候，只要文化课及格，会写字画画，能够吹、拉、弹、唱、念、做，能够靠自己的本事做一天道场，也就可以了。我当时一听就明白，这些话其实表达的就是我爷爷陈荣庆说过的意思，即一个道士要兼通四书五经、琴棋书画，既是一个儒生，又能够做道场。陈莲笙还说，30来个小道士不可能人人成才，能够培养出几个突出的就可以了。比如，一个能够做高功，一个能够管理道观，一个能够写写文章、讲讲课，这就很不错了。他的这些话讲得很实际，所以，当时我参与办学，也就没有很大压力了。

　　陈莲笙自己没怎么上过新学，他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都是靠做道士以后的自学培养起来的。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这从他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就可见一斑。对于青年道士的培养，他不是追求短期效应，而是连续办了第二届、第三届道学班。在得到中国道教学院的支持后，他又挑选了三届学员中的优秀人才，举办大专程度的培训班，以继续提高青年道士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进入21世纪，80高龄的陈莲笙尽管已经退出了领导岗位，但他还是不止一次地叮嘱我要继续做好道教人才的培养工作。他认为，道教在新世纪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他说过，“道教人才的培养不能只靠书本，而主要应靠道教自己”。他知道，培养人才是一件“只有投入，却看不到收入”的事情。但是他认为，没有今天的投入，就不会有道教明天的发展。当时，上海道教协会在经济上很困难。直到道学班开班以后，陈莲笙还能感受到来自教内的某些同道的压力。以至于后来，道学班甚至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这时候，香港圆玄学院的赵镇东先生来上海参访。得知情况后，他立即伸出援手。因此，陈莲笙对于赵先生的恩情始终铭感于心。后来，当得知赵镇东先生羽化先行一步时，陈莲笙立即决定在上海城隍庙为赵先生做“献七”道场，并邀请圆玄学院和赵先生家属到上海。在赵镇东先生灵前，陈莲笙亲自上香、斟茶，当年受恩的道学班学员集体为赵先生上香、诵经、行法，以表达他们的感恩心情。

　　陈莲笙还说，趁这次恢复的机会，新培养的青年道士要能够改掉老道士身上的一些陋习，这些陋习是今后道教恢复并生存的最大障碍。他说的陋习，首先是道士们在道学知识上的欠缺。例如，过去很多道士不读《道德经》，不了解道教的历史，弄不清什么是全真派、什么是正一派。这些问题在道学班的课程设置中都要给予解决。另外还有一些陋习是作风问题，也就是道风问题，如不穿道服、歪戴道冠、不讲卫生、抽烟酗酒，甚至于赌博吸毒等等。他认为，在道教恢复过程中，要重点抓好道风建设，以便在社会和民众中树立道教良好的形象。于是，狠抓道风建设成了陈莲笙在恢复道教工作中的第三件大事。他常常对我说，如果没有道士，也就没有道教。但是，如果有了道士，道士却没有个道士样，那么道观还是没有道士好。因为，如此一来，道教的形象就会被彻底破坏，道教也会随之失去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资格。所以，在创办《上海道教》杂志的开始，他就决定要写《道教徒修养讲座》。

　　之所以用《道教徒修养讲座》这个名称，是受到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启发。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中，无论大字报和文件怎样批判刘少奇，陈莲笙始终认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好书。他说，做人就是要有修养;道士应该有自己的修养标准;统一的修养才能够显示出道教徒统一的信仰和统一的组织力量。讲座的八讲内容，即：奉道行事、爱国爱教、学道为人、多行善功、我命在我、斋醮度人、众术合修、适应时代，是陈莲笙根据自己几十年做道士的体会而确定命名的。因为他当时忙于恢复道教的工作，我也曾经帮助他写作。但是，都是他口授，我记录，然后他再费心斟酌，一字一句地修改。例如，在《奉道行事》中，有一段被许多人引用的话：

　　社会要发展，时代要变化，一代与一代的道士都不一样。我们这一代的道士和我们的度师就不同了。我们同天师初创道教时代的道士就更不同了。将来的道士和我们这一代比肯定会有更大的变化。我相信更加进步，更加提高，更加有出息。但是，不论有多大的变化，道士总是道士，俗话说万变不离其宗。作为道士，他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了就不是道士了。这就是一个道士对道教的信仰不能变。一个道士如果连信仰都没有了，那他就不是道士了。即使他还留在道观里，穿着道装，他的心也不是道士了。

　　这段话中所表露出的一个老道士的沧桑经历、学道体验、世事洞明、宽阔视野及远大胸怀，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我当时听到这些话，心里非常激动。这样深邃的思想、这样平实的表述、这样朴素的语句，我这个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人是无论如何也编不出来、写不出来、装不出来的。

　　“活动，活动，动了才能活”

　　在道观收回和修复工作初见成效、第一届和第二届道学班学员逐渐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陈莲笙的年龄已经80了。1998年，他从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改任顾问，并且将常务理事的岗位让给了上海的青年道长。1999年，他又从上海道教协会会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被尊为荣誉会长。此后，他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在办好上海城隍庙上了。

　　1994年，上海道教界收回了城隍庙的使用权，并且立刻边修复边开放。2000年，陈莲笙升座为上海城隍庙住持。虽然身为住持，其实他并不过多介入庙务。除了必要的接待来访外宾和港澳台客人以外，他放手让由青年道士组成的城隍庙管理委员会工作，让他们大胆管理，不怕做错，只要求他们有错就改，不断改进、提高自己。他自己则只在幕后做些指导和把关的工作。从2000年到他羽化的8年时间里，陈莲笙对城隍庙的发展最为关心的事情有三件。

　　一件是把上海城隍庙的宗教活动搞活。对于刚恢复的庙观来说，其宗教活动大多不正常。这其中有很多主客观的原因。陈莲笙就说，“活动活动，动起来才能活。不动的话，道教就只能死”。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上海城隍庙就把全年的活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做到了每个月都组织为不同信众服务的宗教活动。庙里一直实行对老年信众的免票进庙制度，对一般信众则保持门票、素食的低价位，还特别规定，信众参与宗教活动，经资随缘。这些举措使信 众的信仰成本降到最低，从而向信众彻底打开了城隍庙的大门。

　　一件是通过创新宗教活动以吸引青年信众。当时进入道教宫观祭拜的大多数都是老年信众，其结果就是“过一次冬至少一批信徒”。这正是陈莲笙一直担心的问题。在出访港台和新加坡的过程中，他受到启发，立刻和香港蓬瀛仙馆合作，编撰《太岁神传略》。此后每年的正月和十月，庙里都开展经资随缘的拜太岁、谢太岁活动。随之，祭拜人数开始逐年增加，而且大多是青年和中年信众。同时，庙里还增加了为商人信众服务的接财神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得进入上海城隍庙烧香的信众开始出现年轻化的趋势。陈莲笙晚年已经认识到，欲解决信徒老龄化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要了解：中青年信众需要什么，我们道教又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光着急是没有用的，要心动加行动。

　　还有一件是提高青年道士的素养。陈莲笙要我在退休以后，继续在上海城隍庙为小道士讲课，通过讲授张宇初天师的《道门十规》以及《要修科仪戒律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等典籍，继续提高青年道士的素养。同时，他还关心城隍庙道乐团的建设，希望道教音乐后继有人。从上世纪90年代起，由于上海的道教恢复工作全面展开，陈莲笙没有精力再兼顾道教音乐的事。而就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一些从事道教音乐演奏的高手也陆续离开了人世。在他升座上海城隍庙住持后，在英国的二子陈大灿正巧回国探亲。陈莲笙支持上海城隍庙管理委员会，通过大灿邀请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的老师，每周到庙里上课，专门为城隍庙的小道士开设一对一的笛子、二胡、琵琶、唢呐和鼓乐的专业课程。经过连续两年多的培训，小道士的音乐演奏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上海城隍庙道乐团先后参加了江南丝竹汇演、道教音乐汇演，获得了各方面的很高评价。陈莲笙还让曾任职文化馆馆长的三子陈大霖在退休后协助城隍庙道乐团的组织和排演工作。在亲耳聆听青年道士演奏的传统道乐后，陈莲笙欣慰地表示，道教音乐终于有了满意的接班人。现在由上海城隍庙道乐团青年道士演奏的《迎仙客》音碟，不仅由中国的出版公司在国内出版发行，而且还由英国的ARC唱片公司发行到了全世界。

　　1997年80岁生日时，陈莲笙正巧在北京开会。国家宗教局和中国道教协会的领导为他举行了庆祝寿宴。回上海以后，上海市宗教局和上海市道教协会领导又为他举行了庆祝寿宴。在多次答谢讲话中，他都说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道士”，感谢政府和道门领导的关心爱护。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通的“小道士”上。这个“小”，其实并非是说自己年纪小，而是指自己永远是一个在学道和修道道路上前行的人。相对于永恒的大道而言，自己永远是“小”。这个“道士”，更是表明他的心迹：不论担任过什么领导职务，他始终认为自己不过是“奉道之士”中的一员。

　　陈莲笙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有欲望，也有私利，但是，他永远都把欲望和私利限制在一个“度”之内，能够做到先人后己、永不膨胀;他也会犯错误，但是，他一旦明白了就会立刻改正。

　　他不会把名誉、地位当成包袱。即使到了晚年，上京开会也同青年道士一样坐火车、睡硬席。他不许子女参与道教内部的领导工作并享受特权，因为他只是把自己当作无名无利的“小道士”。

　　他爱护青年道士胜过爱护自己的子女。不论是何门何派，不论来自何山何庙，只要是青年道士来访，他都会热情接待。对于犯错误的青年道士，他总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爱护，从来不对他们带有成见，期望他们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以后将功补过，为道教发展而奉献终身。

　　他尊重一切理解道教、支持道教、帮助道教的人，愿意毫无偏见地打开大门，接纳他们加入到道教研究和弘扬的工作中来。逢年过节还亲自上门慰问，尽可能给他们的辛勤劳动支付相应的报酬。

　　他从不认为自己是高道，因此，从不吹嘘自己。他希望自己身后能安葬在茅山，能依傍在历代祖师身边;又希望在那里能同比邻的无锡道士华彦钧(瞎子阿炳)相遇，在另一个世界里一起切磋、欣赏和演习道教音乐。

　　他唯一牵挂的是自己身后的道教。他相信陈家的子孙一定会超过他这个来自吴家的嗣子。他也相信来自海安、茅山等地的小道士一定会超过他这个混迹道门80年的上海“小道士”。

　　他坦然而淡泊地面对人与己、亲与疏、名与利、生与死。他挂念的不是家庭和子女，而是上海道教。他一生留下的最后8个字不是给自己子女的，而是给来自茅山和海安的两位青年道教领袖的，这8个字就是“加强团结，大局为重”。

　　(文/陈耀庭，作者单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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