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间宗教中的中国意识
栏目分类:国学资讯 发布日期:2016-06-29 浏览次数:次
内容提示:台湾民间宗教的「中国意识」,根源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不管是妈祖等传统民间神祗的「进香」、「刈火」,或是道德复振教派的「道统」说,都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异形」。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在台流行,乃是国民党「一个中国」、「独尊儒家」之教育政策的必然结果。只有打破这种教育政策,情形才能获得改善。
关键词:台湾 民间宗教
台湾民间宗教来自台湾历史上的三大移民潮:(1)明郑时期;(2)清代时期;(3)1949年国民政府时期。前二时期,带给台湾两类神祗:(a)具有统治人民意义的「政教神祗」,例如妈祖、关圣帝君等;(b)不具统治人民意义的「非政教神祗」,又可细分为二:保生大帝(泉州人信仰)、玄天上帝(漳州人信仰)等凝聚乡亲的「乡土神」;文昌帝君(文人信仰)、水仙(商人信仰)等「行业神」。其中,以妈祖等政教神祗,受到政治的渗透和利用最为严重,所具「中国意识」也最明显。
而第(3)时期引进台湾的,则以「道德复振教派」为主;主要有一贯道、天德教、天帝教、轩辕教、夏教、红卍字会等。它们的共同特色是:复兴中华文化;所具「中国意识」极为强烈。受到它们影响的台湾本土民间宗教—俗称「鸾堂」的「儒宗神教」,例如台北行天宫、台中圣贤堂等,也因为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明显具有「中国意识」。
台湾民间宗教的「中国意识」,根源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不管是妈祖等传统民间神祗的「进香」、「刈火」,或是道德复振教派的「道统」说,都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异形」。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在台流行,乃是国民党「一个中国」、「独尊儒家」之教育政策的必然结果。只有打破这种教育政策,情形才能获得改善。
另外,《监督寺庙条例》及其相关行政命令的颁布,提供台湾意识薄弱的地方政客,渗透、占据台湾民间寺庙的机会,这也是妈祖等台湾民间寺庙,举办回归中国湄洲「进香」、「刈火」等「寻根」活动的原因。订定或修改相关法令,以阻断地方政客的渗透、占据民间寺庙,也是改善这一现象的必要措施。
一、台湾民间宗教的类型
台湾民间宗教种类和教派繁杂,但大体可以依照下面两个原则,加以分类:
(一)中国移民潮所移植过来的民间宗教:
台湾历史上有三大移民潮:(1)明郑时期;(2)清期时期;(3)1949年国民政府时期?其中,第(1)、(2)时期的移民,又可细分为两类移民:〈a〉政治性集体移民,如郑成功、施琅等文武官员的移民,规模甚大;〈b〉经济性移民,民间自发行为,规模较小。而第(3)时期的移民,则完全属于国民政府之政治性集体大移民。
由于第(1)、(2)时期的移民,又可细分为〈a〉、〈b〉两种移民,因此,移植到台湾的神祗,也可细分为两类:政教神祗和非政教神祗。[1]前者如妈祖、玄天上帝、关圣帝君、城隍、土地神等,祂们大都负有保卫国家体制(清朝政府)的任务。而非政教神祗,则有开漳圣王(漳州人信仰)、保生大帝(泉州人信仰)、三山国王(客家人信仰)、定光古佛(汀州人信仰)等乡土神。祂们具有凝聚同乡移民,对抗外敌的功用。另外,非政教神祗当中,还有文昌帝君(官员学子信仰)、水仙(商人信仰)、药王(中医信仰)等,祂们则是掌理各各行业的神祗。
在政教神祗和非政教神祗(乡土神祗、行业神祗)当中,前者受到较多的政治影响。清朝时期,清廷利用妈祖等政教神祗,统治台湾先民。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妈祖等政教神祗则为国民党政客所渗透。这些受到利用和渗透的政教神祗,因而显现若隐若现的「统派」色彩和「中国意识」。
以上这些「道德复振教派」,都以弘扬儒家哲学和伦理为职志,并已粗具宗教的「整合功能」和「认知功能」,有别于神坛和阴庙的仅具「生存功能」。也正因为这样,这些道德复振教派,对台湾人民在政治态度和民族认同等与「整合」、「知性」有关的论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不幸的是,它们都含有浓厚的「统派」色彩和「中国意识」。
二、台湾民间宗教的「中国意识」
尽管台湾的民间宗教,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但在政治态度上,几乎都是某种意义的统派,至少是认同中国意识的教派;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忧心的。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一贯道:一贯道(又称「天道」)是一个1949年,跟随国民党政府移植来台的教派。该教派虽声称儒、释(佛)、道、耶(稣)、回等「五教合一」,但实际上则偏向儒家的意识型态。苏鸣东,《天道的辨正与真理》,即说:『天道肯定上开儒家之道统说…。』[16]又说:
按,天道所承袭之道统与国父所承袭者,实相一致。故天道极力拥护三民主义及中华民国之法统。何况,天道认定从民国以后之白阳三期一万零八百年,儒家应运,儒家思想终将弘扬于世。此说更与尊崇中华文化人士之见解相符。[17]
最近,一贯道在「道亲」(教徒)—长荣集团张荣发的大力推动之下,向教育部申请设立「崇华大学」。一贯道总会总干事—萧家振表示,校名「崇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追本溯源取名「崇华大学」,也有「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切期许』。[18]
以上说明可以证明,一贯道确实是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也因为这样,一贯道虽在戒严时期,被国民党政府所迫害,郄又甘心为其道统神话辩护。而在这种儒家的道统神话之下,隐藏着的则是「中国意识」;《一贯道总会会讯》第83期的封底,印有三首诗句,其中最后一首最后两句是:『留写青史春永在,九洲称颂耀先祖。』[19]诗句中的「九洲」(九州岛).即指中国。
1949年后,由外省人移植来台的民间教派,还有夏教。[20]夏教是一个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民间教派,但郄明显地偏爱儒家。而在政治态度方面,自然也充满着大中国意识。例如,《夏教简史》即说:
夏教,就是原始中国教。夏字代表中国,中原称华夏…其道统传至春秋时代,周室衰弱,天下大乱,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孔子老君相继辈出,分门别户,各创一教,此时夏分三门,政教分立,夏教道统自此失传。[21]
《中华大道》杂志社及其衍伸出来的灵乩协会,也是1949年后,由外省人(邓文仪)在台创立的新教派。该杂志发行人—赖宗贤,在〈六年回顾˙展望未来〉的短文中,曾说:『吾人有感于中华五千年的道统文化,融合了中华民族历代祖先之心血结晶…应可…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天人合一文化」的世界和谐、共存共荣的真理。』[22]又说:
综观今后国运应是迈向所谓的「中华难生、中华生时行宇宙大道」的时候了。海峡两岸同为中华而生,两岸同胞更期望早日和平统一,而统一的基础应先建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道统文化」上。这应是中华民族历代祖先在天灵界的盼望,亦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23]
《中华大道》杂志的创办人—邓文仪,原为弘化院下的名誉院长。弘化院创立于1969年,流行于中国来台的国大代表、退役将校、大专教授等移民集团当中。[24]倡儒、释、道、耶、回五教合一,并以扶鸾为传教方法,因此,郑志明将之归为「儒宗神教」。[25]和其他儒宗神教不同的是,它具有出人意外的浓厚反共教条,可谓戒严时期「反攻大陆」政策下的宗教产物。该院认定孙中山和蒋介石,死后都已升天成神,分别名为「后汉尊者」和「兴汉尊者」。1976年4月14日,蒋介石逝世周年,该院曾扶出「兴汉尊者」(蒋介石)的〈周年留言〉:
兴汉尊者,吾(蒋介石)在天上之尊号也;周年留言者,酬答诸子为吾作周年之祭耳!现在可告慰诸子者,吾在天上已将毛(泽东)酋之罪过诉诸上天矣!尔等诸子,在人间与大陆反共反毛同胞,意志已同声相应矣!如此一来,天人合一,毛、江(江青?)诸酋之亡,指日可待,将来里应外合,一举而收复大陆矣![26]
另外,1970年双十节,也扶出「复汉尊者」(孙中山)的鸾文:『今日为光复我大汉故物之时,我大汉民族…可云普天同庆矣。』[27]弘化院甚至以为,金门古宁头大捷,乃关圣帝君显灵帮助国军击退共军的结果。事后,于1978年,关圣帝君即降鸾回忆说:『佑中华,除共匪,施法力,保基地,因缘熟,收故土。忆往年,显灵验,救金门,退匪兵,廿年来,得安静。』[28]问题是,两蒋已经先后去世,「反攻大陆」的「国策」早已束诸高阁,弘化院所残留下来的,恐怕只有「大汉民族」、「中华」这类「统派」或「中国意识」的内容了!
轩辕教也是1949年后,由外省人(立法委员王寒生)在台新创的教派。依据周用兰的观察,『该教号召重建中国宗教思想,提高民族精神,奉黄帝之名,以代宗教之名。』又说:『教义为道,曰吾国道统源于黄帝,儒、道、墨三家继承黄帝,故上宗轩辕黄帝,下合儒道墨三位于一体。』[29]从引文可以看出轩辕教浓厚的「中国意识」。
以上这几个教派,都是1949年后,来台外省人所移植或新创的教派,其具有浓厚的「统派」色彩或「中国意识」,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忧心的是一些受到外省教派影响的台湾本土教派,特别是儒宗神教之下的鸾堂,也染有「统派」色彩和「中国意识」。下面是几个例子:
斗南赞天宫感化堂出版的《明道》杂志,列有五条〈本刊宗旨〉,第一条是:『宣扬固有道德,复兴中华文化。』[30]台北护国九重宫忠孝堂出版的《缘修》杂志,也列出五条〈本刊宗旨〉,第一条是:『弘扬中华文化。』[31]而豊原拱衡堂出版的《拱衡》杂志,则刊登一篇由「长眉尊者」(十八罗汉之一)所降下的鸾文—〈论述:勤俭〉,该文一开头即说:『中华民族秉持勤俭持家致富,流传数千年,立为尘世之一大美德。』[32]另外,台湾刊行鸾书的大本营—台中圣贤堂,所出版的《圣贤真理》第一辑第二则,也说:『本教由来已久,乃正宗中国之圣教,设沙盘以桃枝为笔,藉神灵挥鸾阐教,题诗文以提醒人心,守三纲五常,遵四维八德…。』[33]而圣贤堂鸾生杨赞儒[34],在他扶出的《天堂游记》一书当中,处处存有浓厚的「中国意识」。该书第3回—〈再游南天玉阙听圣帝训〉,即说:『我们全体同修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及固有道德…。』第12回—〈游华宫聆听东华帝君说法〉,也说:『贵堂(指圣贤堂)普传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即是东方之精神文化…。』第33回—〈游忠义殿、孝子殿〉,也说:『当遵示弘扬孝道,提倡中国固有美德。』[35]另外,1975年,由圣贤堂分化出来的台中武庙明正堂,曾出版《天道奥义》一书,该书记录「精忠岳武穆王」所降下的鸾文,说明该书成立的缘由:『老母应运救劫,再降懿旨于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执笔著作「天道奥义」无极天书一部,唤醒迷蒙,早登觉路,勤修天道,发扬民族精神,唤起「黄帝魂」团结人心,爱国救国。』[36]凡此种种,都证明受到外省民间教派影响的儒宗神教,确实有浓厚的「统派」色彩和「中国意识」。
事实上,台湾民间宗教的「中国意识」,不只表现在外省教派以及受其影响的本土教派,同时也表现在一些新兴的本土教派;「关天师慈善基金会」的活动,即为一例。
「关天师基金会」,是由谢仁杰(1937-,台南县佳里镇人)所创立。尽管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土性新教派,郄具有浓厚的国民党式的「统派」色彩和「中国意识」。在陈杏枝教授的一篇研究报告里,曾经指出:『民国78年(谢仁杰)组团到中国大陆。关天师(指谢仁杰)认为黄帝老祖是他最重要的师父,所以第一站到陕西黄帝陵谒祖,去拜中华民族的始祖。』[37]陈教授还说:
关天师也很喜欢使用国旗在宗教活动中,这多少也反应他的政治立场。关天师有一件正式的黄色法衣,左胸前绣着一片秋海棠(原注:中国大陆的版图)上面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此图案左右两边分别绣着,实践三民主义、促进世界大同…。又如拜斗…这里有「国旗斗」,专供警察学校或军校来参加拜斗。[38]
另外,一些历史悠久、纯粹本土的民间宗教庙宇的活动,由于国民党地方势力的介入,也同样染有「中国意识」;其中,尤以天后宫最为显著。
天后宫向来就有「刈香」(进香)的活动,每年农历三、四月间,天后宫的妈祖,就会到她原来「分香」的主庙「刈香」。两蒋时期,国共敌对,两岸隔绝,台湾妈祖无法回到原来的主庙「刈香」,仅在台湾各地天后宫互相「刈香」。两岸和解后,各地天后宫的妈祖,纷纷回到原来的主庙「刈香」。而在回到中国主庙「刈香」的背后,隐然含藏着浓厚的「中国意识」。
前文已经指出,妈祖属于「政教神祗」。既是「政教神祗」,自然和统治者脱不了干系。妈祖信仰在台湾之所以如此兴盛,除了因为祂具有海神的神格,可以保护先民的海上平安之外,更重要的是:妈祖乃施琅所刻意扶持的神祗。施琅是郑成功属下的一员叛将,引清兵入台,台湾因而成为清朝版图。事后,施琅声称受到澎湖天后宫妈祖助战,奏请清廷策封妈祖为「天后」。施琅并改其住所为天后宫,即今台南大天后宫。其后清朝驻台各级官员,在台湾各地大兴天后宫,妈祖成了清廷攻台的有功战神,也因此广泛流行于台湾各地。[39]
由于妈祖信仰的广大流行,因此也往往成为政客的利用工具。台湾第一任民选省长选举期间,侯选人宋楚瑜的竞选阵营,即以妈祖如果会说话,也会说:『我嘛是外省人。』为例,刻意构作『台湾人民拜的是外省神,因此台湾人民也是中国人,不必分什么省籍』的论证。[40]
今年(1999年)春,一年一度的大甲镇澜宫妈祖[41]「遶境」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镇澜宫董事长,也是台中县议会议长—颜清标.,借机提出「宗教直航」的口号,并且受到一向主张「三通」的第二届总统侯选人—许信良的呼应。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颜清标,一向被视为反国民党中央的「宋(楚瑜)系人马」。当记者问到这位「宋系人马」,到底支持哪位总统侯选人时,他总是推说:『我还要问问妈祖!』显然,被某些媒体称为「台湾教宗」的颜清标,企图躲在妈祖背后阴暗的模糊地带,以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陈水扁也是一位受邀参加年初镇澜宫妈祖「遶境」盛会的第二届总统侯选人,他在镇澜宫信众面前,斩钉截铁地说:『妈祖是台湾的守护神!』另外,全程参与「苦行」遶境的许信良,也为文直陈:『妈祖…已经成为台湾岛国的守护神。』[42]笔者郄指出:『问题是,史实并非如此。而大甲镇澜宫里那批执意直航湄洲「割香」(刈香)的董监事,骨子里充斥的也是大中国情结。』[43]
早在1997年春,当中国湄洲妈祖来到台南大天后宫「作客」,因而引起许多议论时,笔者即曾为文指出:
历史上的妈祖信仰,已经不是原初单纯的台湾先民守护神;而是一再沦为攻打台湾,「统战」台湾的政治工具。而今,据说是湄洲妈祖「本尊」的神像,在中共国务院官员的护送下,来台「显灵」了。历史殷鉴,昭昭在目,不可不慎!否则,虽无「屠城」之「木马」,郄可能招来散涣民心的妈祖。[44]
最令笔者大惑不解的是,环绕在大甲镇澜宫的「宗教直航」诉求,竟然是在民进党籍的台中县长廖永来、副县长刘世芳(以及颜清标)的主导下进行。[45]廖县长如此欠缺宗教警觉性,着实令人惊讶!
三、余论
大部分学者,都从宗教的社会功能面向,忧心地指出:台湾民间宗教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46]也有少数学者,从宗教的政治功能面向,强烈批判:台湾民间宗教的「顺民意识」,『阻滞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公义』[47]。本文则试图从台湾民间宗教的儒家性格入手,说明它和「中国意识」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以往学者较不注意的地方。
儒家所重视的《公羊传》(隐˙元),曾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注》则解释说:『统者,始也…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正月,故云政教之始。』而《疏》则说:『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另外,同样受到儒家重视的《礼记》(坊记),也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像这种连山川、草木、昆虫都要掌控的「大一统」思想,正是儒家的最佳写照。
「大一统」的思想,表现在政治上,是独裁、极权体制的维护;有关这点,已有许多学者指出,不再赘言。[48]但是,「大一统」的更深层意涵—思想上的「一统」论,则往往表现在「定于一尊」,以及由之「异形」而成的「道统」理论和「香火」崇拜。这是学界所忽略的论题。
台湾民间宗教强调「道统」,是不争的事实。那些受到儒家影响的教派,几乎没有一个不谈「道统」;隶属儒宗神教的台中武庙明正堂,就曾扶出「无极老母」所降下的一篇鸾文—〈道统〉,文中说:
无极老母曰:天道即天理也,天道欲传于世,上天乃先降生圣主轩辕黄帝。黄帝战榆罔,灭妖人蚩尤,一统天下而创中国…黄帝传位于圣孙颛顼,并将道统传于颛顼…道统一直传于尧帝…周公传于老子,老子传于孔子,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子思传于孟子,孟子继而一脉相传,迄今不绝。…所以,中国固有文化,系继承天道之道统者也。[49]
「道统」论是「文化中国」的主要内容。「文化中国」的信仰者,不必然是「政治中国」的拥护者。但是,仅具宗教内涵的「道统」论,很容易过渡到政治意义的「大一统」。「道统」论背后所预设的「文化中国」,虽然没有立即的危险,足以发展为「政治中国」,但就长远的历史来看,确有这一可能。因此,如何开发具有台湾独特内容的文化,显然是有识之士,所应关注的课题。
「道统」是「一统」论在宗教上的「异形」;这是较易察觉,也因而可以防犯的。但是,「一统」论另一个更加深层而不易察觉、不易防犯的「异形」,则是天后宫等民间庙宇的「刈香」仪式。
张珣曾经指出:天后宫等台湾民间庙宇的「刈火」仪式,『脱胎于中国家族(分家时)「拈香灰」、「分灶火」之原型』。也就是说,「刈火」仪式『基本上是中国家族祭祀的扩散』,『香火原指祖先的香火,扩散到宗教方面神明香火之乞求』。[50]儒家伦理中的「祖先崇拜」,分家外出的儿子,必须把祖宗的神灵(牌位、香灰、灶火),「分香」到外出的家里。基本上,这和妈祖回到祖庙「进香」、「刈火」,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51]
笔者则要进一步指出:不管是家族「香火」,或是民间庙宇的「刈香」,两者都是儒家「一统」论的「异形」。在「大一统」的要求之下,连无情的山川、草木和昆虫,都必须「一统」在帝王的掌控之下了,更何况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类家族和宗教神祗!
另外,黄美英以为:大甲镇澜宫的妈祖,之所以热衷到中国湄洲祖庙「刈香」,乃是为了增强大甲妈祖的权威性以及伴随而来的灵验性。[52]而林美容,一位具有强烈台湾意识的妈祖信仰研究者,则是站在爱护台湾民间宗教的立场,把回归中国湄洲「刈香」的活动,说成『为了当地庙宇香火的旺盛,也就是为了地方的利益而举办』。[53]这一说法,和黄美英的观点,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两人都道出「刈香」背后的真正意图。林美容还以为,『二、三百年来黑水沟的阻隔,异族的阻隔,与铁幕的阻隔…要激发参与进香信徒对原乡移民路线的历史潜意识,也是不可能了』,并因而论断:『很多人喜欢将到大陆进香解释成是到大陆寻根认祖…台湾人迄今未能建立主体意识』,像这种「异议人士」的说法,『是说不通的』。她认为,妈祖的回归中国「刈香」,只是「与神偕游」的旅游活动而已。[54]在面对善于利用各种方式(包括宗教)统战的中国共产党,林美容的乐观想法,着实令人捏一把冷汗!妈祖等民间信仰的真正意涵,固然建立在凝聚同庄、同姓、水利、自治等结合民众的历史真实[55],但是,妈祖回归中国「刈香」的更深层内涵—儒家的「大一统」思想,郄也不应漠视。
台湾民间宗教的「中国意识」,显然是国民党「一个中国」、「独尊儒家」之教育政策下的必然结果。然而,天后宫等历史悠久的传统庙宇,被一些台湾意识和本土自觉薄弱的政客所渗透、占据,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56]这些政客,对于妈祖等民间宗教未必有真诚的信仰,但郄能够渗透、占据传统寺庙,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制订了一套有利于他们渗透、占据的法令。
1929年国民政府颁行《监督寺庙条例》,不顾宪法所规定的「各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则[57],只针对佛、道两教的寺庙,做了许多限制。国民政府迁台后,又针对已经不合时宜的《监督寺庙条例》,做了重重的解释,并据而颁布种种限制佛、道两教的「行政命令」。例如,佛、道两教的寺庙,必须设立「信徒大会」或「管理委员会」,以管理寺庙财务和行政。[58]而在最近一、二十年间,政府以各种优惠措施[59],鼓励宗教团体设置「财团法人」。大量的国民党籍政客和地方上的黑道角头,因此得以假藉「信徒代表」之名,渗入并进而占据寺庙「管理委员会」或「财团法人」,瓜分寺庙财产、主导寺庙活动。这是各地寺庙神职人员和「信徒(代表)」之间,内斗不息、纷争不断的原因[60];也是宗教活动染上政治色彩,时以寺庙「管理委员会」委员或「财团法人」董事长名义,发表「宗教直航」等令人痛心的言论,并主导妈祖等神明,回归中国「寻根」、「刈香」的原因。
有见于此,台湾民间宗教如果要摆脱「中国意识」的阴影,除了必须澈底破除「一个中国」的教育政策之外,还应从宗教制度和宗教法规的改革入手。[61]而更重要的则是:台湾民间宗教的信众们,应该体认台湾是你们唯一的祖国。不管你是属于外省教派,或是属于本土教派,虚幻的「中国意识」以及对于「道统」的盲目信仰,终究只是自欺欺人的迷思!
(本文收录于1999.06:〈台湾民间宗教的中国意识〉,《海内外台湾人国是会议》: 9.1-9.12。台北:台湾教授协会、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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