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城市观：重会聚反过度扩张

栏目分类：武当传说   发布日期：2017-04-26   浏览次数：次

道教的“城市”思想重在聚落发展的人文关照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荟萃着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艾丹·索撒尔在《城市理论与中国城市》中说，中国具有“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大的未曾中断的城市文化传统”。而中国古代道教的城市观，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化传统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道教城市思想源自道家

道教关于“城市”的思想，源自于先秦的道家。

在中国古代思想境域中，“道”不仅是一个普遍的宇宙论和生命本质概念，而且是一个伦理或社会学范畴。从社会伦理角度来说，“道”所指的是一种基源性的社会聚合力或向心力。而作为表达社会聚合力的共识性范畴，“道”也就成为古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概念化表征。

《管子》说：“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明确把“道”规定为社会聚合生成的根本原则。唐代尹知章在解释“会民所聚”的时候说：“聚，谓众适宜也。能令众宜，道之谓也。”把“道”直接解释为“聚民”。而“会民所聚曰道”，意思就是说：领导者顺从民心，公正而合理地安排人群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使大家安居乐业，便可聚集成一个和谐的社会群体。

把“道”作为社会聚合生成的根本原则，表明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萌发了以“道”为理念的城市化生存意识。《管子·治国》中具体说明了古代中国城市文明的历史生成逻辑：“舜非严刑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这段话内含的意义在于：舜实施“无为”之道，因而人民皆主动地归附于他，并聚居在一起。于是，人们的聚落方式，逐渐从荒野部落走向了筑城而居，进而建立起规模更大的城市或城邦，并最终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的国家。

而先秦老庄所论之“道”，也包含着对城市聚落发展的人文关照。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指通过实施“道”，使民众聚而居之，便可建立恢弘和谐的城市或国家。

后来道教继承了这种对于“城市”看法。道教经典《太平经》中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城市聚落概念——“都市”。《太平经》说，都市为“天下所以共致聚人处也”，乃“作道治”的结果：“作道治，正当如天行。不与人相应，皆为逆天道。比若东海居下而好水，百川皆归之。”这里所谓的“作道治”，实质上就是构筑古代中国城市文明的“会民所聚”之道。

《清明上河图》（局部）宋代 张择端

道教城市观重经济伦理

作为汇聚财富和商品交易场所的“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对于道教来说，尽管在个体生活上提倡克制欲望、节俭消费，但并没有刻意抵制社会整体的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经济伦理的“道”，又成为一种驱动社会财富增长、实施财富合理流通和分配的内在精神力量。

在先秦道家思想家看来，城市的核心经济功能在于积聚财富、促进流通，以保障民生富足和安定。例如，《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即强调实施“无为”之治，因循民众趋利天性，鼓励城市化的商业流通活动，以增进社会财富积累。

而道教经典《太平经》，对城市的经济功能作了更全面的总结：“非若市，但可聚财处也。”进而把城市规定为“万物积聚，各资所有，往可求者”的经济功能体：一方面，城市是社会财富的汇聚处；另一方面，城市同时具有“有财相通”的功能。也就是说，促进财物的流通互用，保障社会和谐，是城市的主要社会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经典中常常闪耀着一种强烈的城市工艺文明精神。例如，《太平经》说“天地为万物之庐，贤人为万物工匠”，鼓励各种工艺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因此，古代道教重视“工师”，如卜工、医工、刺工、盐工的社会功能，认为“尽诸工巧师”乃城市所不可或缺的实践精神。《太平广记》记载，正一道创立者张道陵曾在陵州（今四川仁寿）开凿盐井，置灶煮盐，所得收入“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由张道陵最早开发的井盐业，对古代陵州的经济和城市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相应，在经济模式构成方面，道教特别注重城市职业分工与合作的统一关系。《太平经》中说：“惟人居世之间，各有所宜，各有所成。各不夺其愿，随其所便安，自在所喜。商贾佃作，或欲为吏，及所医巫工师，各令得成，道皆有成，以给民可用。”这里并没有特别突出农业的本位性，而是对商业、手工业、医疗乃至宗教服务业等，一律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明确肯定各种职业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其中对工商业的重视和关注，充分反映了道教对城市化经济结构的伦理认同。

交通拥堵的北京晚高峰

反对城市的过度扩张

道教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城市的过度扩展也可能会带来人性异化、道德衰败，以及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淮南子·本经训》对此有严厉的批评：“高筑城郭，设树险阻，崇台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穷要妙之望。魏阙之高，上际青云，大厦曾加，拟于昆仑，修为墙垣，甬道相连，残高增下，积土为山，接径历远，直道夷险，终日驰鹜，而无迹蹈之患，此遁于土也。”而《太平经》中，更是对城市商业化引发人们的贪欲膨胀和道德堕落，有深刻之论：“夫市，亦五方流聚而相贾利，致盗贼狡猾之属，皆起于市。”

不过，道教思想家批评城市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决非从根本上否定城市的文明价值和伦理合法性。恰恰相反，他们是基于城市人文环境的特殊性，理性地要求提升对城市社区的道德建设及管理水平，使其更符合人性和生命价值需求。这种思想，早在庄子那里就有论述。庄子赞美古公亶父因“尊生”而聚民筑城：“夫大王亶父，可望能尊生矣。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充分反映一种追求生命本真价值的城市伦理取向。

而《太平经》更明确提出，“都市”不仅是物质财富的聚集和流通场所，而更应该是“聚道与德、仁与贤渘”的人类道德治化和文明提升的境域：“欲与国千斤金，不若与一要言，以致治太平，除灾安天下。古者帝王未尝患财货，乃患贫于士，愁大贤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称皇天之心。”言下之意，招引道德高尚、有才能的贤人来管理城市和治理天下，是比积聚物质财富、修筑城墙等更为紧要、关键的问题。一个城市或国家如果只知道“聚珍宝财货”，而不推重“贤明者”实施教化治理，则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所以《太平经》中说：“金城九重，不如事一大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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