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

栏目分类：道教动态   发布日期：2016-08-17   浏览次数：次

　　文化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外交战略、军事战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文化上我们尚未形成战略思维，对于某些问题的认识，甚至还不到位，现在是把研究和制定文化战略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一、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根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的范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的总和，换言之，凡是人类创造的都属于文化。例如，吃什么?这不属于文化，动物每天也面临同样问题。但是，怎么吃，是煮着吃、炒着吃，还是炸着吃?怎样做出色香味来?如何起个好听的菜名?这就成了文化了，这是禽兽所做不到的。广义的文化，大致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大形态。狭义的文化，是指与人类精神生活有关的方面，如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宗教、娱乐等。

　　文化是各地民众在各自的地理、历史环境中创造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的。我们站在昆明街头，可以轻易地辨认出谁是苗族，谁是傣族，谁是布依族，是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语言、服饰、节庆、宅居、食俗、禁忌等文化表征。足见文化是划分民族的主要标志。

　　本位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渊源。本位文化强劲，则民族凝聚力强劲;本位文化衰弱，则民族成为一盘散沙，民族成员转而认同异质文化，则本位文化消失，民族名存实亡。由于本位文化消失导致民族消亡的例子史不绝书，最典型的例证是契丹。契丹是我国境内的古老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字、军队、国家机器。契丹人建立的辽，曾经与北宋、金长期对峙，国力之强盛，非比寻常。俄文里“中国”一词，就是“契丹”的音译。但是，契丹人追慕异族文化，不珍视本位文化，久而久之，走向消亡。尽管契丹人的子孙至今还在我们中间繁衍生息，但是，由于失去了彼此认同的文化内核，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已经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本位文化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命根子。只要本位文化还在，即使国土被侵略者占领，就还有复国的希望。如果本位文化消亡，即使没有占领军，也永远没有复国的可能。

　　近百年来，我们的固有文化大面积流失，经过十年动乱的破坏，目前社会上至少有三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相当隔膜。我们正在“被接轨”，自己的轨道都快没有了，我们正在被接到西方文化的轨道上，中国正在蜕变为西方文化的分店。再过几十年，如果这种状况蔓延到四代人，要了解传统文化只能到博物馆寻找，则中国文化已经被我们自己彻底葬送，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提倡民族文化，这是否会引起民族争斗?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幅员辽阔，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儒家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不强求在文化上同一。尽管历史上也有民族矛盾，但那是属于“兄弟阅于墙”，总体而言，我国的民族关系是和谐的。建国以后，政府采取各种保护、扶植、优惠少数民族的政策，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民族关系进一步融洽。目前的“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的挑衅活动，主要是西方反华势力幕后操纵的结果，而不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和睦相处，共同繁荣，既符合我们的传统，也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政府，作为国内人数最多的汉族，理应以更加积极的举措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

　　近代以来，我们先是想“全盘西化”，后来又想“全盘苏化”，本民族的文化始终挺立不起来，其根源是文化观的错乱。

　　在许多人看来，世界文明是一元的，东西方是处在同一个体系的不同阶段:中国文化处于落后阶段，是专制的、黑暗的、野蛮的文化;西方文化处于先进阶段，是民主的、光明的、文明的文化。西方文化的今天，就是中国文化的明天，现代化就是西化。他们极力唱衰中国文化，说它处处不如人，是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必须连根铲除。

　　“文化一元论”之说非常肤浅，完全不符合史实。人类的文化是多元的，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各民族的文化，犹如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鲜花，每一朵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岂能满世界只开一种花;又如我国的地方戏，越剧、川剧、晋剧、粤剧、黄梅戏、花鼓戏等等，都是区域文化的结晶，彼此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风格之别，任何一个剧种没有必要去与其他剧种“接轨”，把自己做到最好，就是对中国戏曲文化的最大贡献。捍卫文化的多样性，是各民族享有平等尊严的重要前提。

　　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的互补性。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文化是完美无缺的，只有彼此尊重，互相学习，才能丰富和完善自我。因此，在文化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唯我独尊，鄙薄异质文化。有些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推行以剿灭他国文化为终极目的的“文化沙文主义”，不仅无耻，而且注定要失败。

　　当今的世界，政治是多元的，经济也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有利于世界和平，并兼顾不同地区的利益。政治与经济的一元化，容易导致军事上的单边主义。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保持政治、经济多样性的重要前提，切不可等闲视之。

　　“文化一元论”在当今的表现方式是所谓“与国际接轨”。随着通信与交通业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接触越来越便捷，经济联系归益频繁，产品规格逐渐走向标准化，彼此的依赖日益增加，因而有“经济一体化”之说。有人借机提出“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经济一体化”不能理解为全球文化走向一元化。在“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下，放弃本位文化，将中国之轨接到西方文化的轨道上，无异于自取灭亡。

　　东西方文化是并行的、不同体系的文化，对此，一些知识精英早有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先生正好在欧洲访问，他目睹了列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由此意识到西方文化并非想象的那样完美，中国文化也并非想象的那样落后，因此，他转而倡导中华本位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西方文化的诸多问题再度暴露，钱穆先生撰《中国文化史导论》，全面比较中西方文化，并以毕生的精力弘扬中华本位文化。

　　近年发生的源于美国、殃及全球的“金融海啸”，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反思美国文化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总能超越于“海啸”、“风暴”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在重新学习与反思中国文化。作为中国人，尤其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

　　判断一个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不是看它拷贝了多少别国的文化，而是看它向世界提供了多少成功的经验。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博弈、汇通，将借助于强大的媒体，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展开。这场博弈的本质是中华民族能否向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华民族能否对世界文明有新的重大贡献，这是举世关注的焦点，我们理应交出一份优秀的答卷。

　　三、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传承与创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基本命题。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延伸。类似于人体的成长，继承前辈遗传的基因，以及体质和心理特征，是生命形成与发育的前提。生命的全部过程，每一刻都在继承，每一刻又都在创新，岂能因为身体发育成熟了，就否定此前的生命过程!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只能在继承既有成果的前提下谋发展。

　　近代以来，我们始终没有理顺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凡是过去的，就是旧的、落伍的，就是革命对象，于是，原本是宝贵的历史遗产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谁都急于改变现状，因此，谁都对既往的文化嗤之以鼻，必欲打倒而后快。十年动乱，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为主要特点，并且把自己的使命归结为“与传统作彻底的决裂”!他们把历史分割为彼此不相关连的、刀断斧劈式的几个阶段，试图通过彻底砸烂旧世界来建立“红彤彤的新世界”，结果事与愿违，所谓的新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历史是以累积的方式逐渐前进的。历史跨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巨大的艰辛，乃至血的代价。尊重历史，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为了复古。司马迁作《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究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也是要为政府提供历史的借镜。当今的西方，科技如此发达，但他们依然尊重历史，常常说要回到“轴心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与孔子约略同时)去寻找智慧。而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站在历史的最高点，因而用肤浅的、庸俗的进化观看待历史，鄙薄古人。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古，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己;轻贱古人者，终将被后人轻贱。

　　《庄子·逍遥游》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水的积淀太浅，就没有托起大舟的浮力。把一杯水倒在堂上的凹处，就只能浮起芥草那样大的船，把杯子放下去就搁浅了，这是因为水浅而舟大的缘故。中华民族是一艘即将扬帆远航的巨轮，只有五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才能把它稳稳地浮起。

　　四、中国文化的国家表述

　　21世纪，我们将以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真正的大国不仅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GDP居于各国前列，而且是文化强国。因此，我们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什么”。除了“四大发明”之类的物质成就之外，中国人对人类的思想文化作出了哪些贡献、提出了哪些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等等，都需要我们做出深刻而系统、浅显而通俗的权威表述。这是为树立中国文化形象所必不可少的工作，它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别人无法替代。

　　中国与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并称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但是，由于外来文化的人侵，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文明在公元前后先后消亡，成为失落了的文明。唯独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内忧外患，始终屹立不倒，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因此，承传与弘扬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对历史的责任之所在，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责任之所在。

　　中华文明是人类最优秀的文明之一，是东方文化的典范。但是，近代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实行文化自栽、全盘否定古代文明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几千年文明被说得一团漆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用“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民族”等口号式的语言来定义自己，但这种表述太过空泛，缺乏内涵，任何国家都可以使用，无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需要有一种全新的、高水平的、代表国家立场的表述。

　　由于长期以来极左思潮的盛行，我们有些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实际上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或者说是笼统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十年动乱，否定我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思潮可谓登峰造极，由此造成了相当的思想混乱。系统梳理中国文化，做出代表政府的科学阐述，对于凝聚民心、提振人气具有重要意义，应该作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来抓。

　　对中华文明作出国家表述的要点，应包括中华文明的历史概况与基本特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与社会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基本原因，中国人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诸方面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中华的社会发展模式等等。

　　对中华文明的国家表述，要进人各级学校的教材，使之成为全民家喻户晓的常识。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因此，对中华文明的国家表述，应该成为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的教材。

　　五、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普世性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评价一种文化，必须要审视它的价值观。西方国家非常注意取得文化上的制高点，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文化优秀。18世纪，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西方人着力宣传其普世价值，试图以此作为统一人类文明的理念。他们甚至以此来判断国家体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而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有些国人在他们的操作面前迷失了自我，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不成体貌，拿不出手，甚至连博爱、正义的理念都没有，所以必须“向西看”。

　　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我们的文化同样具有普世价值。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在这个社会里，人尽其用，而且享有平等的权利，受到社会的关爱:“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它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比，毫不逊色，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当然具有普适性。

　　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都富于人文关怀的胸襟。他们不很注重个人的所谓“前程”，而把民族的、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孔子的天下观影响深远，古代的士人都把它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其中的代表。

　　中国文化是道德文化，道德与“正义”一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我们读《孟子》可以知道，中国人历来反对非正义战争，反对以强凌弱的非正义的占有，自古不乏为正义献身的“义士”。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人侵的外敌。

　　西方人所谓的“自由”，内涵不清。就我们的理解，谁都不可能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平等”也是如此，无差别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西方人把一人一票的选举说成是民主，这种制度是否就是人类的唯一道路，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世界上不少国家引进民主选举，达到天下大治的不多，成为政客操弄工具的却不少。各国的文化不同，如何治国，如何体现民意，需要各国人民自主地探索，绝不可“同而不和”。

　　“博爱”，并非法国人的首创，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孝经》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博爱”的理念，把它作为实现人类普遍之爱的具体途径。西方人提出了“博爱”的口号，但是随之而起的是他们在全世界的殖民活动，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打算“博爱济众”过。中国人自古就以“仁爱”为美德。在古代中国的童蒙读物《弟子规》中，要求孩子牢记“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从小树立泛爱众生的意识，这就是中国人的普世价值。

　　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它的普世价值自然要比宗教文化来得更大，只是我们没有很好发掘、研究，并且理直气壮地宣传。如果我们在这一步上走不出去，中华民族就不能在全世界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六、中国文化不是穿给人看的华丽外套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在于，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而中国文化是道德文化。在西方文化中，人有“原罪”，人性本恶，时时刻刻都想犯罪，因此人的灵魂需要上帝来管束，否则就会成为无恶不作的恶魔;从这一点出发，西方人重视法律制裁。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人的灵魂是需要自己来主宰的。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天理、公道、良知的存在，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真理;从这一点出发，中国人重视道德教育。

　　中国人尤其重视人格教育。完善的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教育和培养的结果。人要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就需要修身，《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管是谁，都要以修身作为人生的必修功课。从《三字经》、《弟子规》等童蒙读物，到《论语》、《孟子》等经典，都是以“做人”为核心展开的。地方官的重要职责，就是教化民众，敦厚风俗，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中国文化不依赖宗教，而能维系数千年不坠，正是得力于普遍而持久的道德教育。

　　如果我们全盘否定传统道德的价值，迷信法律的作用，久而久之，人们失去了精神追求，没有了人生的目标，灵魂放任自流。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社会造就人格高尚的科学人才，如今的学校，大多变成了单纯的职业教育场所，人格教育被束之高阁。学校里虽不乏思想政治教育课，但却缺乏切实有效的人格教育。干部的培训，注重于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社会上的各类培训班也都是技术培训，人格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无人措手。当今社会的贪腐、造假、无序、失礼等诸多问题，都是道德教育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中国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准，而不是一件穿给他人看的华丽外套。如今的媒体、文艺团体多如牛毛，耗费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却没有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他们大多把文化理解为娱乐、搞笑、调侃、作秀，为了提高收视率，不惜媚俗、下流;有的“文化下乡”活动，花费巨大，表面上热闹非凡，实际上是“明星下乡”，满足大众想见明星的愿望而已，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些部门热衷于提出各种漂亮的口号，隔年翻新，作风浮夸，民众意见很大。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经济等领域取得骄人成就，而在道德领域确实大幅滑坡。笔者曾经观察过南方某大城市的夜生活，发现真实的市民阶层的文化非常低俗，与我们在媒体上报导的相去甚远。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现实，积极研究和改造它，而不要自欺欺人。

　　人是由“魂”与“魄”两者组成的，后者是通常说的体魄，指肉体;前者是灵魂，是思想。人的灵魂管不住，就如同禽兽。如今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让上帝来约束人们的灵魂;二是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须用道德约束人的灵魂。如果我们两者都不要，听任灵魂出窍，一旦出了问题，仅仅动用法律解决问题，那一定会天下大乱，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曾经涌现出无数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民族英雄、能工巧匠，留下了无数的煌煌经典、警句格言、动人事迹，为我们进行人格教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源，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定可以大见成效。

　　七、文化的攻防

　　将文化用在战略层面，西方人颇有成就。明代，传教士来华，面对深厚的中国文化一筹莫展，简直无法契人。经过长期观察与研究，他们发现中国政府特别重视“改历颁朔”，由于年久失修，中国历法的误差越来越大。为了重挫中国人的文化自尊，他们决定采用“文化传教”的策略，请求罗马教廷派遣精通天文历法的传教士，携带大量天文仪器来华，然后与中国钦天监官员比赛预测日食发生的时间传教士最终大获全胜，由此得到清帝的青睐，打开了在华传教的局面。

　　前苏联的解体，美国人没有费一枪一弹，苏联人的洲际导弹、人造卫星一件也没有用上，真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人使用的是另一种武器:文化。美国人用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瓦解了苏联的下一代，成功地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今美国人的“颜色革命”，实际上就是“文化革命”。文化的意义，谁也不能小觑。

　　早在20多年前，韩国就有教授提出“文化领土论”的理论，认为在未来的世纪里，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概念在实际上将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按照文化的影响来划分的领土。事实证明，这一理论具有前瞻性。韩国人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宏观层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部《大长今》，风靡了整个中国大陆、港台、日本。人们从中领略了韩国的风土人情，尤其是彬彬有礼的社会生活，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感，以至于出现了“韩流”。之后，他们又将目光投向西亚。当地的伊斯兰国家讨厌美国文化，由于相对封闭，他们对东亚的历史与文化知之不多。《大长今》的到来，向他们形象地展示了“温良恭俭让”的东方文明，受到广泛欢迎。韩国人在利用电视树立民族形象之后，又乘势推出“大长今系列产品”，大长今使用的扇子、挂饰、镜子等，赚了个盆满钵满。韩国文化是在中化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大长今》展示的文化元素，中国文化中不仅都有，而且要丰富得多。我国的传统戏曲非常发达，古人十分重视戏曲的教化作用，识字与不识字的，都可以从中受益。平民百姓的历史文化知识、爱忠憎奸的正义情怀，相当程度上是从戏曲中得到与养成的。可是，我们的文化人热衷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黑暗、残忍、愚昧、无耻，要不就是戏说、搞笑，而观众就是根据它来了解中国文化的。这岂不是自毁形象?

　　中国文化曾经是东亚的主导文化，长时期得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认同与信奉，影响极为深远，这也是中国的软实力之一。日本、韩国的政治家稳熟并且崇拜中国古代文献者，大有人在。日本普通公务员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甚至不亚于中国公务员。当年，周恩来总理与日本友人交往，就常常引用《论语》等经典的文句，不仅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而且令人备感亲切。我们与东亚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因而需要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平台来沟通，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是首选。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强大，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见涨，开始引用中国文献中的文句来与我们对话。今年，奥巴马、希拉里、美国财长、驻华大使，在演说中都称引经典名言，使国人在吃惊的同时，也增加了对他们的亲切感，这是文化的力量。而我们的官员似乎没有思想准备，大多显得没有文采，除了说官话、套话，很少能调动自己的学识来表达思想或者感受。如今，随着来华学习以及在各国孔子学院学习的外国人日益增多，他们学成之后，许多人将从事对华外交、商贸工作。可以预料，精通中国文化的西方要员将越来越多。而我们如何在交往中以文化对文化，始终把握主动权，已经成为现实问题。

　　八、新时代的文化建设

　　古人就懂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同时抓的道理，《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广为人知的表述。毛泽东也曾说过:“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经过30年来的卧薪尝胆、生聚教训，我们的经济成就举世钦佩，现在是推动文化建设最恰当的时机。

　　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是21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它的成败的关键，是能否最大限度凝聚全民族的人心。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

　　首先，要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正本清源。特别是十年动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浩劫。我们至今没有系统地清理。某些负资产还在被当作精神资源在继承。为此，我们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央文化工作会议，制定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战略，使我国的文化建设以新的姿态展开。

　　其次，要澄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是大非。有些人把列强人侵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文化，可谓无理之极。印度没有孔子，不照样成了英国的殖民地?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没有儒家，不也没有摆脱被外敌奴役的厄运?德国是世界上古典哲学最辉煌的国度，群星灿烂，大家辈出，可是德国一度走上法西斯道路，而德国人总结历史教训，从来没有人将责任推给康德、费尔巴哈，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可见，把挨打责任推给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既不符合事实，也不能解决问题。此外，由于真正研究儒家原典的人不多，大部分民众还在承继极左时代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例如“存天理，灭人欲”的意思，并非如许多人理解的那样，是要灭绝人性。类似问题不必回避，应该认真应对，实事求是地回答，这对于认识中国文化有积极意义。

　　当年，印度被英国殖民者侵占，甘地领导民众进行谋求民族独立的斗争，印度上下曾热辩过这样一个问题:一旦占领军被赶走，那么是用英国文化还是印度文化来管理印度?如果依然用他们的思想管理，则自己在思想上已经被侵略者征服了。中国社会如何管理，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依靠本民族的智慧，走出自己的路来，当然，这并非一概排斥外国的优秀文化。

　　第三，把新文化建设作为战略工程来组织。文化建设，既包括价值观、人格修养、礼乐文化、国家庆典、文化传播等大问题，也包括民族服装、节庆仪式、公民仪轨等细节性的问题。有些细节性的问题，却能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认同，例如民族服装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服装，这是本民族的文化标志。当年孙中山建立民国，就意识到中华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表征，因而创造了“中山装”，受到海内外华人的欢迎。后来海峡两岸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都穿中山装，体现的正是共同的文化渊源。如今，我们把西服当作中华民族的“正装”，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有负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因为13亿中国人民应该有一套属于自己民族的服装!我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谦敬典雅为荣，民国时期曾经颁行过《公民仪轨》，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如能结合现实重新制定与推行，可以提升民族的文明素质。

　　第四，鼓励文化创新。中华数千年文明，代代都有重大的文化建树:先秦有诸子百家，两汉有经学、《史记》、《汉书》，魏晋有玄学，隋唐有佛学、唐诗、古文，宋明有理学、二程、张载、朱熹，清代有考证学、顾炎武、戴震、钱大听，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又一座丰碑。如今，我们建国已经60周年，到百年国庆之时，我们将用什么样的文化成就向历史交代?近代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我们在文化领域陷于低谷，没有出现应有的繁荣。如何走出低谷，走向繁荣，需要在战略层面谋划。

　　第五，大兴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之风。这一点，对于各级干部尤其重要。当年毛泽东曾经把“历史知识”作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之一。今天，我们不应该连这一条也做不到。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来华，曾带回去大量中国文献，经过他们的翻译、介绍，在当地引起很大震动，连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都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欧洲有些教廷规定，凡是行将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必须先行学习儒家经典，因为只有了解中国文化，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外国传教士尚且如此，领导中国人民的各级干部更毋庸论矣。目前在岗的不少干部是在动乱时期成长起来的，大多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需要补课，建议各级党校都要开设介绍传统文化的课程。这样，今后至少不会再出现拆毁文物盖新楼的蠢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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