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道士王圆箓评传

栏目分类：道教神仙   发布日期：2016-07-02   浏览次数：次

       王圆箓是一个普通的道士，但由于他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并且被牵连进藏经洞经卷大量流散的事件中，他因此成为撰写西北道教历史时一个不能回避的人物。现通过对近些年发表的文献资料的归纳，对其生平与功过作一番陈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王圆箓生平略述

       第一个关于王圆箓生平的材料，当是《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1]，全文如下：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常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孽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修建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2]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茸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於焉庄严，洞宇於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轿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炼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从这篇碑文可以看出，王圆箓在敦煌的教务活动大致为五点：

       第一，营建太清宫，包括改建三层楼和修建三清宫。改建三层楼之事，另见光绪三十三年《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此楼原为晚唐归义军时期高僧洪辩主持营建，是三层洞窟外的木构殿堂建筑，明清以后严重残破。由于藏经洞就在下层洞窟北壁，为了加以保护，王圆箓动员当地士绅，于藏经洞发现五年之后，将其重新修建起来。

       第二，补葺千佛洞。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因许多年无人看管，常被土匪盘踞损坏，加之洞窟积沙和风化严重，为便于礼拜，王圆箓雇用工人进行全面清理，对破损的洞壁予以修补。（在保护过程中，不恰当地凿通部分洞壁，使壁画的完整性遭受严重破坏。）

       第三，参与重建五层楼，以保护大佛。但未及竣工即辞世。

       第四，修复古汉桥。此桥现已不存，原址当在大泉河上。

       第五，树木垦田。即绿化环境，开垦耕地以自养。

       另据廷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王圆箓还于1910年（宣统二年）将千佛洞中残损的佛像收集在一起，专门修建了一座千相塔”，请廷栋撰文刊碑。[3]

       正是由于王圆箓在保护千佛洞及营建道观方面的成就，所以被县暑委以道会司道会一职，其管辖的道观，可考者有莫高窟太清宫、三危山王母宫、敦煌城西云观等处。

       王圆箓碑文所叙其生平过于简略。其他相关文献，如金荣华：《王道士》[4]、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5]、沙武田：《藏经洞史话》[6]等，通过多方考证，大致理清了他的生平，认为王圆箓大约出生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去世于193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在世81岁。王圆箓在西北逃荒过程中，曾在肃州（今酒泉）巡防营中当兵，退役后出家。大约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左右到达敦煌。当时，莫高窟一带有三座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为藏传佛教的喇嘛常住，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久已荒废，无人看管。于是，王圆箓就在下寺住下，逐步整修破损的洞窟，并将一小部分改造成道观。关于王圆箓在敦煌的行为，《王道士》一文有如下评价：

       王道士有着十分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为他的宗教信仰也作出了绝对无私的完全贡献。一九零七年五月，斯坦因前往莫高窟找王道士，计划对他进行诈骗。在和王道士会面之前，斯坦因先在当地打听王道士的言行，作为了解对手的准备工作，得到的结果是：王道士把辛苦地向各处募化来的钱全用在整修寺窟上，他和他的两个徒弟自奉节俭，几乎不妄费一文。一九八六年八月，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面告笔者，他得自民间的传说也是如此。

       王道士辛苦地向四处募得的钱和用途，虽然没有人去检查，但他还是写了帐目，斯坦因在民国三年再去敦煌找他时，看过这些帐册。据王道士的徒弟徒孙为他撰写的墓志，王道士在敦煌辛劳三十多年，总共为修建寺窟募款二十多万。由于王道士有记帐的习惯，这个数字应当是有所依据的。

       对于王圆箓的籍贯和主要经历，王冀青认为他是湖北省麻城人（一说陕西省汉中人）。1875年（光绪元年）后的某一年辗转来到甘肃肃州（酒泉）当兵。在光绪年间，肃州是甘肃的道教活动中心之一，当地道士习惯于在驻军士兵中间传播道教教义。王圆禄（箓）便是在肃州服役期间皈依道教的，退役后便以道士为职。晚清时，肃州的道士还十分热衷于占领那些空无僧侣的佛教石窟寺，改建成道观。1899年前后，王圆禄云游至敦煌莫高窟，从此以后便定居于此。刚开始时，王圆禄居住在属于下寺的莫高窟第344窟中。后来，他逐渐扩展地盘，不断将下寺管辖的那些坍塌的佛教石窟寺改造成道观。就在王圆禄修复改造石窟的过程中，于1900年6月22日偶然发现了藏经洞。[7]

       在西北地区，久有佛道相融的传统，藏经洞中保存的大量道教经典也说明莫高窟早在唐代就有这种两教共存的现象。因此，改建后的道观，当包括三清宫和千佛洞。在王圆箓碑文中有佛像於焉庄严，洞宇於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之语，表明王圆箓及其弟子对于佛道相融的认同。碑文称其为太清宫大方丈”，说明这座道观的标准名称叫太清宫，而不是三清宫。至于王圆箓的道名，应当只是圆箓”，而不是《王道士》《敦煌学十八讲》和《藏经洞史话》所说的法真”。法真”是其弟子对他的尊称，意为法师和真人。王圆箓本名原作园禄，见于《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三清宫匾额及《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等三个王圆箓在世时使用的名字，而在碑文中改为圆箓；其弟子赵明裕亦改为明玉。此类现象在道教典籍、碑文中并不鲜见。在清末乱世之际，道士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自己的姓名和字派只知读音而不识其字的很多，见诸文字时常常依靠书写者（往往不是本人，例如为三清宫撰写匾额的就是一个名叫郭维德的文化人[8]）从同音字中选择。王圆箓碑文将园禄”改为圆箓”，将明裕”改为明玉”，说明碑文书写者具有较高的道教学识，更符合道名的本来意义。

       从王圆箓名字分析，其师承教派属全真道龙门派。龙门派的谱系共有100字，其中第11代刘一明是清代中期活动于甘肃的著名道士，王圆箓的师父盛道人是否由刘一明一枝下传，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但王圆箓及其下传的谱系是清楚的。他本人为圆”字辈，龙门派第19代；其弟子姚明善和赵明裕，龙门派第20代；其徒孙方至福，龙门派第21代。据笔者最近调查，位于敦煌城郊的西云观，所传承的也是龙门派法裔。敦煌市道教协会的首任会长为崇字辈，龙门派第26代；第二任会长为信字辈，龙门派第25代；现任会长为高字辈，龙门派第27代。还有一名已经去世的老道士，上世纪50年代初以前曾常住莫高窟，也属于龙门派，为永字辈，龙门派第18代，据说在世一百多岁，应与王圆箓同时代。这些事实表明，王圆箓的教派传承是可靠的。

       二、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的经过

       藏经洞位于敦煌莫高窟三层楼七佛洞下的洞窟即今第16窟的甬道中，被王圆箓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发现。对于藏经洞的发现经过，按照《藏经洞史话》考证，大致有四种说法[9]：

       其一，人力清沙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王圆箓到达敦煌以后，首先选中的栖息地点就是三层楼。但由于洞窟内堆满了风积沙，他只好先在洞外临时搭建了几间茅屋栖身，然后以两年时间清扫洞内积沙。由于积沙太多，他一人（当时似乎还没有收徒）难以胜任，因此他四处化缘，用化得钱物雇工清理。雇工中有一人姓杨，是他在洞窟积沙基本清理完工时，同王圆箓一道发现了藏经洞。据谢稚柳《敦煌石室记》[10]记述：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但考察有关发现藏经洞的文献，最早的当属《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这通碑记对于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的时间和原因都记载的比较清楚。大意为：王圆箓目睹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湮没，因发愿扫沙开洞。庚子（光绪二十六年）孟夏，发现藏经洞。此碑刻立于藏经洞发现6年后，应有较大的可靠性。但这篇碑文省略了雇工清扫和杨某等情节，当系碑文作者为突出王圆箓功绩所致。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据王道士所讲，8年前他来到千佛洞时，藏经洞前的通道已被流沙所覆盖。从其地势及附近洞窟的情况来判断，当时洞窟前崩塌下来的山石和吹落的流沙堆积足有9－10英尺厚。由于人手有限，清理工作进展很慢，前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把长度超过24英尺的通道里的沙石清理干净。完成了这一步工作以后，王道士便着手在洞窟里树立新的塑像。就在立塑像的过程中，工匠们在通道入口右侧的壁画上发现了一处裂痕，壁画下面不是岩体，而是一堵砖墙。打开这堵砖墙，便发现了藏经洞及堆积在里面的藏经。”

       其二，流水疏沙说。此说见于王圆箓墓碑。这一说法与第一种说法相近，但时间有出入。而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则在其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11]中描述：王圆箓在引水冲沙时，无意中把水冲进了16窟甬道中，使甬道北壁秘室封墙处裂开了一道缝隙。王圆箓用芨芨草从缝中插进去试探，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他打开破壁，发现了现编号第17窟的秘密的小板门。打开板门，看到了从地面一直堆到洞顶的一卷卷粗布包扎的包裹。”

       其三，抄经人敲壁说。著名画家张大千于20世纪40年代到敦煌临摹莫高窟壁画，对敦煌艺术珍品造成了巨大损坏。在他的笔记中，也记录了有关发现藏经洞的传说。大意为：王道士到莫高窟住下来之后，收取香火钱，同时又雇书生杨河清抄经以便出售。当时杨河清在第16窟的甬道中立一香案抄经，休息时则以芨芨草引火抽烟，时常将用过的芨芨草插在甬道北壁的裂缝中。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半，杨某偶然发现芨芨草并未插在裂缝中，而是掉了进去。又以旱烟管敲击洞壁，听到呼呼的空洞声。于是心生疑惑，告知王道士。二人打开泥墙，乃发现藏经洞。

       其四，地震说。1909年（宣统元年），经过以罗振玉为首的中国学者的奔走呼号，清廷决定将藏经洞存留的文物运往北京，交京师图书馆保管，并允由朝廷拨款收购。由于王圆箓没有及时收到款项，于是起草了一份催款书向朝廷催要。在这份《催募经款草丹》[12]中，受王圆箓委托，作者对藏经洞的发现进行了另外一种描述：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忽有天炮响震，山烈（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这件文书所记，当属地震现象。文中提到的时间和在场人员等情况，则与第一种说法相合，也就是藏经洞被发现之时，在场者不止王圆箓一人。

       以上这几种说法，都肯定了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的历史事实，只是具体细节略有差异，从情理上分析，第一种说法更切合实际。因此，沙武田认为：我们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可以明显看到一道道沙线基本上掩埋到甬道顶，因此可以想象得到积沙对甬道二壁的巨大压力，无形中会使北壁藏经洞处由于内空而产生破裂。一旦把积沙清理掉，必然会发现裂缝，甚至于发生墙壁倾斜或塌陷的情况，当时清沙人多眼杂，这样发现藏经洞就成理所当然之事。”

       三、王圆箓与藏经洞文物流散

       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藏经洞文物的流散经历了两个阶段：国内流散和国外流散。这两个阶段以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斯坦因从王圆箓手中收购藏经洞文物为界限，其间相隔7年时间。在这7年里，王圆箓抱着保护藏经洞和筹措太清宫修建经费两重目的，将藏经洞中的许多精品赠送给当地官员，这些文物后来大部分不知下落。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圆箓的第一个举动，理应是向官府报告。作为一个道观的负责人员，他知道，无论他常住某地，或是对所住道观进行修建，都必须及时向官府报告。此一制度至今依然。如果遇有重大事项不报告，即属违规行为，就有被责令离开所住道观的可能。从王圆箓在莫高窟常住三十多年直至去世，并一度担任县级道教管理人的经历来看，他至少没有发生重大违规事项。因此，发现藏经洞后立即报告官府，是没有疑义的事。即或王圆箓没有文化，不能掂量出藏经洞中文物的价值，单从佛教洞窟中发现宝物”的角度说，都是轰动当地的一件大事，况且藏经洞发现时，还有数人在场，王圆箓不可能做到秘而不宣。事实也证明，王圆箓确实及时向官府做了报告。黄征在《劫尘遗珠－－敦煌遗书》中[13]对王圆箓报告的过程作了描述：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宝藏的头两年里，担任敦煌县令的是严择。王圆箓首先向他做了报告，然而没有引起重视。接着，王圆箓又向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送去一箱经卷，廷栋却认为经卷上的字没有自己写的好，也不当一回事。1902年3月，敦煌县令为汪宗翰，号栗庵，是湖北省通山县人，1890年考中进士，学识很好，对于古代文献有较深的认识，当上敦煌县令后曾在当地收集到一些汉简。当王道士送来敦煌卷子时，他打开一看，十分称赏，马上就写了报告呈送甘肃学政叶昌炽。l904年5月15日奉甘肃藩台之命亲自检点封存藏经洞，又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在他送给叶昌炽的敦煌绢画上题有光绪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的题记。继汪宗翰之后任敦煌县令的是黄万春和王家彦。黄万春任期为1906年3月至1907年3月，在保护敦煌文物文献上无所作为。王家彦任期为1907年3月至7月，正好遇上斯坦因到敦煌搜集文物。当斯坦因由新疆阿克苏道台潘震介绍到敦煌时，他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并送给斯坦因一部《敦煌县志》。斯坦因在当年6月离开敦煌，不久王家彦也调任他处。

       沙武田也认为：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一一向当地官方报告了藏经洞之事，也为他们送去了可以亲眼一观的宝物，一些在当地为官者和相互有关系的官员多有得到，文人老爷们只是玩玩，没有一人重视，得实惠者大有人在，如廷栋、汪宗翰、叶昌炽之流者，小到敦煌县令，大到甘肃省学台，可是对藏经洞遭劫的命运无济于事。”[14]

       在当代有关学者研究敦煌学的著述里，也通过分析谢稚柳《敦煌石室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龚煦春《庄子·知北游品》、曹元忠《沙州石室文字记》、卫聚贤《敦煌石室》和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西域考古图记》等文献，透漏出敦煌和甘肃地方官员从王圆箓手中获得藏经洞文物的一部分情况：

       王圆箓通过安肃道道台把一些经卷报送甘肃藩台，却没有得到重视。王道士颇机诈，思藉之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15]但是，这次送经的时间不详。据斯坦因记载，王道士刚一发现藏经洞，就通过肃州道台转送给甘肃藩台经卷，但因运费无着，甘肃藩台命令王道士看管。

       1903年12月，著名金石学家、时任甘肃学正叶昌炽收到敦煌县令汪宗翰自敦煌寄来的唐代和元代拓片以及绢画佛像、写经等物；1904年9月，汪宗翰又送给他宋代绢画《水月观音像》。叶昌炽在其日记中说：以上经像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同年10月，叶昌炽又收到敦煌当地文人王宗海送来的两卷唐代写经和一幅画，皆莫高窟中物也。”叶昌炽还在日记中记载：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叶昌炽回乡四年后，于1910年1月23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笔记中还对自己当年未能亲赴敦煌考察藏经洞表示自责：午后，张暗如来，携赠《鸣沙山石室秘录》一册，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间所藏经籍碑版、释典文字，无所不有。其精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

       另外，汪宗翰又赠给一个名叫陆季良的人一幅五代药师如来绢本；还有曾在兰州军界任职的严金清，曾将藏经洞所出绢画和写经邮寄给两江总督端方；1905-1906年间担任敦煌典史的苏子培，将藏经洞所出6个佛道教经卷邮寄给其弟苏季培；1908年，法国远东学院（设在越南河内）教授伯希和赴中亚考察探险”和购买文物，也在乌鲁木齐一位官员手中见到两件藏经洞所出唐代写经，因此决定前往敦煌。由此来看，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以后，并没有阻止住当地人士的索取。

       这些或由王圆箓报送，或由当地官员当作巴结上司的贵重礼物而转送的藏经洞文物，没有一件被各级官府和朝廷图书档案部门收藏，均作为私人收藏品在民间流传，大部分下落不明，少部分被外国收藏家购买。

       当王圆箓用各种手段向官府报告以期引起重视得不到回应时，7年之后，敦煌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英国探险家兼考古学家斯坦因。斯坦因在英国和印度政府资助下，以四十多年的时间，在中亚地区（主要是我国新疆）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取得了大量文物。1906年4月，斯坦因第二次到新疆探险，因听说敦煌莫高窟有精美的壁画，便在挖掘楼兰遗址后到达敦煌。经新疆阿克苏道台潘震介绍，斯坦因首先取得了敦煌县令王家彦的好感，得以用官府客人的身份进行考察活动。当时，有一个名叫扎希德伯克的土耳其商人，被从新疆驱逐到敦煌，成为当地一小群穆斯林商人的头目。斯坦因从扎希德伯克那里获悉藏经洞里偶尔发现了大批古代写卷的消息，并获知这批无价之宝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由于王圆箓外出化缘未归，斯坦因无法进入藏经洞。在长达两个月的等候期间，从千佛洞小喇嘛手中，初次见到一卷藏经洞所出写经。接着，在他聘请的中国师爷”蒋孝琬——一位精通古物鉴赏的前地方政府文员的帮助下，以布施功德”的名义，向王圆箓换取藏经洞文物。由于斯坦因持有清廷颁发的护照，护照上错误地将斯坦因的职务翻译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16]马车上插有官府发给的写有大（英帝国）……印度教育大臣游历甘肃新疆考（察）……”字样的小黄旗，[17]又有前官府职员陪同，还有当地驻军长官、沙州营参将林太清派来的士兵做护卫，加上蒋、斯二人以玄奘取经的故事相类比，最终使王圆箓实现了宗教感情方面的认同。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王圆箓要保护藏经洞和补修千佛洞、修建太清宫经费缺乏，向官府报告又没有结果，因此只能用藏经洞文物来换取洋人的布施”。这一次，斯坦因从藏经洞共得到了24箱写本和5箱佛画，均为藏经洞艺术珍品。王圆箓得到的布施”为4个马蹄银（折合白银200两），一说为160.3两白银。[18]当年6月，斯坦因押运文物西行进入新疆继续考察。途中，蒋孝琬受斯坦因指派，秘密返回敦煌，又从王圆箓手中得到230捆手稿和3000多卷写本。斯坦因得到这些宝物后总计包装了17个大箱子，曾寄存在安西直隶州衙门内长达3个月之久，竟无人察觉。1908年，斯坦因经印度返回英国，将敦煌文物上缴英国政府，后分藏于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斯坦因在印度还向印度外交大臣建议，由印度政府向协助他在中国考察的若干官员致谢，其名单为：新疆总督、甘肃总督、阿克苏道台、肃州道台和敦煌县令。[19]

       1908年2月，伯希和来到敦煌，以500两白银，从王圆箓手中换取了一批藏经洞文物，总计10箱，大约5000件写本和绢画。大部分通过海路运回法国，自己随身携带1箱辗转至河内。运到巴黎的这批文物全部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次年5月，他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前往北京购买汉籍。他随身携带了一些藏经洞文献向京师学人宣示，其中有《老子化胡经》写本。他的宣示和演讲，使罗振玉等中国学者了解到敦煌宝藏的价值。于是，罗振玉等提请学部收集剩余的藏经洞文物。[20]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经卷全部购买，运送北京。学部为此拨库平银6000两，合敦煌市平银6918两，超过斯坦因和伯希和二人付款总和数倍。这笔经费后来被敦煌县府截留，主要用于改修孔庙和补修城墙。王圆箓风闻朝廷拨款之事而不明就里，于是草拟了《催募经款草丹》，直接向朝廷讨要。他在呈文中说：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贰万有余。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按常例，这份呈文当经县署转呈。县令见文后，只好付给他300两作香火费。因此，他并没有将剩余经卷全部交出，而是另外藏匿了一批，后来相继卖给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和再次来敦煌的斯坦因，但这些经卷学术价值较低，许多卷子还是重复抄写。向北京运送的经卷，当时编号超过10000号。但经过沿途官员的偷窃和运抵北京后被押运官员及其他京官的再次抽检，最后送进京师图书馆的只有8000余件，不及藏经洞全部经卷约50000件的五分之一。负责运送这批经卷的甘肃布政使何彦升不仅纵容沿途官员偷窃，还在到达北京后又伙同其亲友李盛铎、刘廷琛等人大肆偷窃和损坏，其窃得经卷后来大部分出卖给日本人。[21]

       四、王圆箓功过论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的前几十年，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对他如何评价，有如下事实证明：

       第一，在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长达9年的时间里，官府都一直对王圆箓持信任态度，令其保管藏经洞文物，甚至对他私下出卖文物而,不管不问。当时，王圆箓住在藏经洞外，陪伴他的只有两个弟子，而且每年还要度过数以千计的民众到莫高窟过庙会的混乱场面，基本上没有发生失窃现象，亦说明王圆箓对藏经洞的保护能力在当时当地是适宜的。以致当他外出化缘一走多日不归时，仅一把铁锁，就把包括斯坦因、伯希和在内的诸多探宝者拒之门外，非王圆箓本人回来而不得开启洞门。

       第二，由于王圆箓在发现藏经洞后多次上报官府，因而被官府认定其为合法的藏经洞文物拥有者，至少是保管者。当朝廷调运剩余经卷时，甚至还采用收购方式，向王圆箓购买。敦煌县衙门或许认为藏经洞宝物属地方所有，因此将收购款大部分截留，只给了王圆箓一小部分以奖励他发现和保护藏经洞的功绩。如果不是官府认定王圆箓保管藏经洞文物的合法性，当时即应追究他私自出卖文物的罪行，然后没收剩余的全部经卷，完全用不着由朝廷拨付收购经费，责令地方当局运送至京就行了。对于王圆箓出卖藏经洞文物之事，官府亦久有所闻，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即有记载，敦煌县府档案也有记录。在斯坦因从王圆箓手中诈取藏经洞文物之后，甘肃当局便令敦煌县府将部分经卷装于两只木桶中，安放在佛殿内，名曰转经桶，以掩人耳目。还责成王圆箓将此项经卷妥为保守，毋再遗失私卖，致干咎戾。”[22]事实上，在此之后，又发生了王圆箓将部分经卷卖给法国人伯希和之事，官府并未追究。王圆箓本人也在《催募经款草丹》中向朝廷报告说：叁拾三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英）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还理直气壮地向朝廷讨要保管费，说明官方明知王圆箓出卖藏经洞文物而不予追究。

       第三，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民国年间被县暑委任为县道会司道会职务，负责管理全县道教事务，[23]这既是对修建太清宫的肯定，也是对他发现和保护藏经洞的肯定。据《敦煌学十八讲》引陈万里《西行日记》等文献，王圆箓晚年疯疯癫癫，得了精神病。其原因为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华尔纳到敦煌，盗取莫高窟壁画，而未被王圆箓发现。此事引起当地民众的愤慨，并迁怒于王圆箓和时任县令陆某，致使他不得不靠装疯卖傻度日。王圆箓去世后，他的弟子打算为他修塔刻碑，担心民众阻拦，于是广泛征求了社会名流的意见，经各方一致同意后，才修建了现在称之为道士塔”的建筑。此塔历经70多年，曾多次得到修缮，至今完好，也从侧面说明敦煌当地社会对王圆箓一生所持肯定态度。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出现迅速发展的态势。有关藏经洞文物流散海外的历史，成为学人们深感痛惜的话题。在探究藏经洞文物流散海外的责任时，王圆箓作为当事人，成为评论的焦点。

       以广泛发行的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沙武田《藏经洞史话》、金荣华《王道士》、高德祥《敦煌百年回眸-千秋功罪王圆箓》和余秋雨《道士塔》为代表，对王圆箓的功过大致有三种意见：

       一、功罪各半。如《敦煌学十八讲》认为：应当说，没有王道士雇人清理16窟甬道的积沙，藏经洞还是会在那壁画的背后沉睡不知多长时间。从这一点上来讲，不论王道士以后做过什么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还是要归功于他。”（第56页）作为一个敦煌学者，我应当说，王道士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这是不必否认的事实；然而，我们也应当肯定地说，王道士是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他的墓碑——道士塔——不应是人们所要凭吊的对象，而应是永远树立在敦煌莫高窟前的历史耻辱柱。”（第74页）

       二、有功有过。《藏经洞史话》在肯定王圆箓是发现藏经洞的功臣的前提下，对他出卖藏经洞文物的行为进行分析，认为从客观上来说，有5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府而无人过问，致使他心灰意冷；二是为了修建太清宫需要经费；三是被斯坦因的事业心所感动；四是受到斯坦因考察来自官方批准的压力；五是蒋孝琬以半个同乡的身份使王圆箓与之亲近。敦煌卷子流散于海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而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保护它，而是千方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来最大的劫难。”（第27页）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十分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流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第28页）但愿我们正视那段历史，对王道士有公正的评价，以慰他在天之灵。王圆箓是一位平平常常的道士，但他的人生经历并不平凡。他是个半文盲，在他的一生中不仅与普通百姓经常接触，而且与不同阶层的官员也打交道。不同寻常的是，他与斯坦因、伯希和这样著名的洋学者周旋时，不卑不亢，处事有序，实在不容易。作为一个人错误是难免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好与坏这样极端的词语评价一个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过是非应该分明。王圆箓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们不能用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他。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或许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第30页）  

       三、有功无过。高德祥的《敦煌百年回眸-千秋功罪王圆箓》一文，以忍辱负重守佛窟”、发现藏经洞有功无过”、四处求援保藏经”、出卖藏经的原因”四个段落分析了藏经洞发现和敦煌文物流失的历史背景，认为王圆箓在多年求助无人理会的情况下，将一部分文物交给外国考古学者，是清朝政府认可的买卖行为，算不上盗窃”。王圆箓是一个文盲，但他并不是一个‘无知者’，在当时感知藏经洞价值的唯有王圆箓，他四处求官，就是为了保护藏经洞，如果是为了赚钱，他绝对不会那样去做。有人认为王圆箓把经卷送给官方是为了巴结官员，这话实在令人费解。当时王圆箓拿着实物都引不起官员的重视，仅凭他的三寸之舌能说服官员吗?与王圆箓相反的是，知县严泽、汪宗翰，道台廷栋，学政叶昌炽，还有清宫中的官员，论官职他们哪一个不比王道士高，论知识他们哪一个不比王道士强，论钱财他们哪一个不比王道士多，可偏偏就是这些高官厚禄、见多识广的大人物倒成了真正的无知者，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藏经洞的重要价值，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对藏经洞进行必要的保护。奇怪的是，人们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王道士，而那些饱食终日，熟视无睹的官员却一点责任也没有。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再也不能昧着良心指责王道士了，而应该声讨那些腐败无能的清朝官员。” 同时还认为，相对于当时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物在国内的遭遇而言，敦煌艺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创造这个伟大艺术的是中华民族，但敦煌艺术又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从这个原则上讲，任何人只要保护了敦煌艺术都是一种贡献，而任何人破坏了它都是一种犯罪。外国人如此，中国人也如此。我们不能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去看问题，不能认为自己的东西自己毁了也应该，别人保护也是错。”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用银子换去的卷子完完整整地保存在国家级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无一损坏，虽然为此吃了不少苦，但他们没有留下一卷经文，也没有拿着卷子去赚一分钱。而王圆箓也清贫了一世，他用卷子换来钱一分也舍不得自己花，全部用在了保护洞窟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斯坦因、伯希和还是王圆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崇高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虽然手中有那么多的宝物，但他们谁也没有为自己谋取利益，这难道能说是一种‘强盗’行为吗?”[24]金荣华也在《王道士》一文中指出：敦煌文物一大批一大批地外流，的确是让中国人心痛的事。但是心痛之余就去指责王道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不是王道士一人的愚昧。从藏经洞的发现到文物流失殆尽，整个事件显示的是社会各阶层许多人的愚昧，社会各阶层许多人的愚昧就是社会的愚昧和领导社会之政府的愚昧。”

       四、历史罪人。《道士塔》[25]以近乎谩骂的口吻，断言历史已有记载，他（王圆箓）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而且是一个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的人，一个肮脏的土道士”。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文章用文学描写的方式，对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的经过进行了虚构，完全没有表示肯定。并且将藏经洞文物的流失责任，全部归咎于王圆箓，而对于当时的政府官员，只作了调侃式的批评。

       《道士塔》发表后，被教育部选进高中教材，其立场、观点影响了众多的中国人。一些学者发表了不同意见。如张振国在《是是非非王圆箓》一文中指出：漠然的王圆箓把持最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确实是王圆箓的骄傲。当时那些不漠然的人物到哪里去了呢?文明古国里的文明官员，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呢?要是没有道士王圆箓‘把持’，那么再多的国宝也会被强盗抢个精光。再多的国宝也会在历史风雨的剥蚀中变成一文不值的戈壁泥沙。”[26]最近几年，在网络上出现了大量驳斥《道士塔》并为王圆箓鸣不平的文章和帖子。华夏文化网还开辟专栏进行争鸣，刊有《敦煌有个冤屈的灵魂》《王道士比窦娥还冤》等言论。博客网转光明网刊载华山剑文章《余秋雨的〈道士塔〉凭什么选进教材》，对《道士塔》的写作手法和观点进行了批驳。文章说：余秋雨怎么就不想想，把敦煌文物的破坏归咎于一个普通的道士，公正客观吗？！而且，余秋雨把王道士的情况写的那么生动，他作过什么考证？！散文不是小说，散文主要是抒情写实，抒情，是抒发的作者的感情，作者却不能够把道听途说和自己的主观想像强加到自己所要描写的实在对象上去！对历史事件，作者是应该注意‘拿证据’说话的！”独语天涯也在网上发表《在藏经洞前向王圆箓致敬》[27]的文章，认为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见诸于网络的言论，虽然不能代表部分学者的正式立场，但也反映出民间的不同见解。

       2005年9月，四川省德阳市川剧团上演了川剧《敦煌王道士》，该剧的剧情为：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于1900年偶然发现了一个尘封千年、有近5万件文物珍品的藏经洞。由于清廷软弱无力，他孤立无援，蒙冤受屈；为广开财路，他卖了3万多件文物珍品，所得钱财全部用于维修与扩建莫高窟，没贪一分一厘，却严重破坏了文物。这出戏剧的公演，同样表达了民间要求对王圆箓给予公正评价的呼声。

       综上所述，我认为，王圆箓作为一名全真道士，一名宗教职业人员，在敦煌之作为，与其身份是相称的，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宗教家；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和保护的过程中，有功有过，功大于过，不应当予以苛责，更不宜视作历史罪人，余秋雨的《道士塔》应当从教材中撤除。

       【注释】

       [1]此墓志”镶嵌于敦煌莫高窟大门外的道士塔”上，按其形制和内容来判断，其类别应为墓碑”。

       [2]经现代学者考证，公认为光绪二十六年。

       [3]文见金荣华：《王道士》注64，载《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93。

       [4]原载《第二届国际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86；后收录入《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一书。

       [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民族出版社，2004。

       [7]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

       [8]三清宫匾额书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现尚在原处。上款题记为楚北云游沐浴住持王园禄  弟子赵明裕  姚明善创修”，落款为光绪戊申蕤宾月新修  郭维德学书”。

       [9] 《藏经洞史话》归类为五种说法，但第一、三两种说法实际上并无冲突，现合并为一种。

       [10]转引自荣新江《敦煌学十八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56页。

       [11]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12] 20世纪40年代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在三清宫发现，现存敦煌研究院。

       [13]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

       [14]敦煌研究院网站。

       [15] 《敦煌石室记》。

       [16]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

       [17]金荣华：《王道士》注60。

       [18]同16。

       [19]金荣华：《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之三汪宗翰，华冈文科学报第15期，1983年12月。

       [20]王兰平、奉继华：《探险与盗宝》，民族出版社，2004，第124页。

       [21]黄征、程惠新：《劫尘遗珠-敦煌遗书》，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第41页。

       [22]敦煌县存档案宣统二年第八号移文。转引自金荣华《王道士》，载《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93。

       [23]碑文称陆前县长”应即1923年（民国十二年）华尔纳盗取敦煌壁画时在任的陆某。

       [24] 《西部》2001年第4期。

       [25]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三册。

       [26] 《世界宗教文化》2003年第4期。

       [27]新浪旅游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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