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中国文化精髓——孝道

栏目分类：国学资讯   发布日期：2016-07-19   浏览次数：次

　　古语云：百善孝为先。孝道，作为中国人立足社会的行为准则，一直备受尊崇。但是反观一路走来的孝节，在每个时代的烙印中，总能找到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从“名节”束缚，到家长专制，到个人压抑……而至现代，其践行情况却耐人寻味，农村老人孤独留守、留学生机场刺母……其中无不透露出当今孝道的稀薄。

　　象形文字“孝养”观念抹去野蛮痕迹

　　“人老了，弯腰弓背，手拄拐杖，子在一旁小心搀扶”，依此对照最早的象形文字，正是一个“孝”字。它所表达的，是一种上老下小的服侍形态。

　　而探寻侍奉双亲的温馨一幕，在蛮荒时期，无异日出西山。

　　即便我国以孝道著称，也有过弃亲不养的记录。《墨子·节葬》载：“昔者越之东有沐之国者，……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孟子·滕文公》中写道，“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

　　原始时代，先民们生产力低，食物异常短缺。为延续族群，老者的悲惨处境怕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而随着生产力提高、文明发展，道德内涵逐渐打上“孝行”烙印。

　　据载，考古发现“孝”字最初见于殷卜辞。那时，孝的原始意义更多在于，为祈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将祖先奉为神明。到西周，孝的观念趋于明显化。在青铜器中，孝字已大量出现。《周易》及稍后的《诗经》中，关于孝的论述，更比比皆是。如《诗经》中保留了许多感念父母抚育之恩的诗篇——父兮生我，母兮掬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同时，此时孝道中出现了“孝养”观念。《尚书·酒诰》中写道，“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文章大意是周公对殷族遗民的训诫，要求他们自食其力，农事之余牵着牛车到外地从事贸易，以便孝敬、赡养父母兄长。

　　这说明，孝道在周代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道德伦理。早在那时，不孝即已“入刑”。《周礼·大司徒》就规定：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这也意味着，彼时扣上“不孝”的帽子，即已为奇耻大辱。

　　“登峰造极”历代青史无不赘述一个“孝”字

　　孝道，纳入道德规范后，在封建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汉王朝等时期，就提倡“以孝治天下”，举孝廉等官员选拔标准，也是“孝”字当头。晋代李密一篇《陈情表》，被后人誉为“千古散文绝唱”。

　　当时，晋武帝诏征李密为太子洗马，诏书连下，李密则表称要照顾九旬祖母，无法应命，言之戚戚。因其孝行，在祖母过世后，李密更受重用。

　　晚清曾国藩曾说：阅尽天下书，无非一个孝字。从这个小角度管窥，不难发现，历朝历代青史无不在赘述一个“孝”。

　　孝，被树为典范，不孝，则为“十恶不赦”。于是，中国孝文化中，既有不少传说中的典故，又有众多标志性的地名和建筑。尤其是“二十四孝”，以戏曲绘画、剪纸皮影、木雕石刻等艺术形式广泛传播。

　　而这，既源自人们的道德升华，也与历代君王的推崇不无关系。

　　晋代以后，封建制度快速发展，孝，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统治者禁锢人们意识的法宝。伴随愚忠愚孝教化而来的，是孝文化中，人伦性逐渐被封建色彩所掩盖，家庭中的父与子、社会中的君与臣，都成为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论语》中，许多地方都提到孝道，但尊崇“父慈子孝”。而一路下来，孝道却变了味，只强调“子孝”，淡化“父慈”。在此影响下，父为子纲，一开始还有示范、表率的意思，后来只剩下“为人子听从父亲”了。“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能不亡”一类思想，则成了必须遵循的准则。

　　“顺民”元恶“人子”摆脱个体卑贱的境遇

　　受时代限制，传统孝道自然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继而导致一个冰冷的事实：孝，根本内容成了子孙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孝文化走向极端化、专制化。君权、父权过度膨胀，继而“顺民”涌现，最终也埋下一个衰败的种子。在这个层面上，孝的消极意义被放大，成为道德枷锁。

　　故而，到了近代，在新思潮冲击下，一直被奉若神明的孝道，成了舆论矛头所指。

　　这也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整个社会的活动主题就是民主科学、救亡图存。

　　尤其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次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国人在西学东渐风潮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乃至批判，其中自然包括对传统孝文化的批判。同时，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使民主、自由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清末民初，“人子”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传统孝道，被批为“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吴虞曾发表《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猛烈抨击封建家庭制度。他说，“孝教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而不利于卑贱……”鲁迅、胡适等，也强烈反对封建礼教。

　　而这对于“孝”，也是一个去粗取精的蜕变过程。过去的两千多年，既是“孝”被有力贯彻的过程，也是其内涵被禁锢、被扭曲的过程。在批判声潮中，孝道被注入新的诠释，开始转向“新型孝文化”。

　　概括而言，就是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能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

　　在这里，“孝”，重新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基础。

　　依然稀薄“自顾不暇”莫非是一个托词？

　　从封建社会传承而来的孝文化，有其糟粕性，但更多的是值得弘扬的价值成分。而现今，值得警惕的状况在于，孝观念变得日趋淡化。

　　现代社会如遗弃父母事件、老年人故意犯罪求“入狱养老”等事件，凸显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其间，夹杂着人们对孝观念的淡漠。

　　就在今年3月，一段“90后”少年殴打七旬老人的视频在网上传播。视频中，两名少年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满嘴脏话并拳脚相加，令人义愤填膺。

　　可怕的是，此事不是个例。去年3月底，因“要钱不给”，发生在浦东机场的赴日留学生刺母案，一度震惊社会。

　　同时，一些空巢老人遭受的儿女不闻不问“冷暴力”，也不可忽视。2010年，竟曾发生过“北京张辛庄村八旬老太在家活活饿死”的惨痛事件。不少媒体指出，出现这样的问题，主因就在于“孝道缺失”。

　　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孩子长大，子女竟如此报恩，引起全社会的反思。

　　年初，台湾61岁孝子抱母求医的照片引发网友关注。照片中，那名中年孝子用花布围巾把年迈妈妈背在胸前，耐心呵护。这一幕，让不少网友大呼感动之余，也莫名产生一种负罪感。这种负罪感的来由，怕是事出有因。

　　去年底，《中国青年报》曾对1581人进行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向父母尽孝方面，86.3%的人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仅13.7%的人觉得“足够了”。

　　诚然，孝观念淡化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如年轻人“自顾不暇”，面临越来越多生存压力等等。但在“力所能及”四个字面前，不少人还得扪心自问，是否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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