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诠释学：诠释学进入道教之门径在哪儿？

栏目分类：玄门讲经   发布日期：2017-06-08   浏览次数：次

文／[德]李可（Friederike Assandri） 田茂泉译

诠释学是一门源于古希腊的古老学问，从一开始就与经典文本的解读有着不解之缘。

最初，它被用来解释古代的典籍与作品，包括荷马史诗和其他古代诗人的作品。到中世纪，解释范围扩大至《圣经》经文、各种法典和其他史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经过施莱尔马赫（Friedrieh Sehleiermacher）、狄尔泰（Wilhelm Dihhey）、胡塞尔（E．Edmund Husser1）、海德格尔（Mariin Heidegger）至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诠释学终于发展成为一门基本的哲学方法和理论，其解读的文本范围也涵盖了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学等诸多学科在内的大量文本。

施莱尔马赫（资料图 图源网络）

20世纪8O年代以来，在成中英等人的推动下，诠释学逐渐引起了中国哲学界学人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也开始逐渐与西方同仁一道，将西方诠释学方法运用到对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的解读中。那么，诠释学的方法能否用来对流传至今的中国道教的经书、典籍进行解读和诠释呢？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梳理诠释学进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门径。

诠释学进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门径：

首先，作为古籍阅读的方法，诠释学原理为中国古典哲学文本的诠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诠释学的目标在于说明人类文化及心灵的意义问题，其关注的焦点是文本的理解问题。通过理解，可以对知识有一种主体的说明和把握，并可通过主体的活动予以表达。西方诠释学的发展，经历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以至法国的解构主义（Deeonstructionism）。

其中，伽达默尔认为，诠释学文本理解的过程是“读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相融合的过程，即在理解过程中，藉由“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之观念，将传统因素和历史因素综括为一，作为文本理解的基本要素。这一理念激发了人们对哲学文本和宗教学文本之社会历史背景进行探究的兴趣。同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作为主体参与性的活动，表现为对认识的再认识和对知识的再解释过程，这就是所谓“诠释学循环”（hermeneutie circle）。这一概念催生了与文本的社会历史情境相关的新的洞见，进而带来了文本理解的新的层次和侧面。

伽达默尔（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其次，对所谓“中国诠释学传统”的探究，是西方诠释学进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第二个途径。

此处所谓“中国诠释学传统”乃是指中国人用以解释其自身历史和哲学文本的诠释学方法。由于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重传统、重经典、重权威的特色，因此这一探究就显得颇有意义——尤其是对注疏性文本的研究，尤显重要。因为在绵延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些注疏性文本是中国哲学话语表达的真正的桥梁与纽带。如《道藏》中就载录大量的对《老子》、《庄子》、《阴符经》、《周易参同契》及《悟真篇》等道教经典的注疏性文本，它们成为中国自身诠释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哲学家也在运用中国哲学理念为那些由西方诠释学提出但却未能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

换句话说，中国学者也在探索新的融合东西方传统的新的“诠释学”。成中英就是将西方的诠释学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本体”内核相结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本体诠释学。

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既是一种新的本体论、世界观和整体观，也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方法学，是本体论和方法学的统一体。就其本体论层面而言，成中英的“本体”概念源于中国哲学自汉代以来的“本”和“体”的观念。它是真实与现象、“动”与“静”相融合的统一的整体，是一种活泼泼的、充满创造力的系统和结构，是一种含摄心灵和谐与生命快乐的类似于中国佛教“涅檠”境界的样态。作为方法学的本体诠释学，则是探索如何去把握真实（reality）；具体而言，它包含了文本解释的各个侧面与步骤，包括说明、解释、理解等再认知的过程。按照成中英的观点，研究者需要从一个特定的文本出发，来追问和求索这样几个问题，即有关真实的某种观念是如何被理解、展示、调整和评判的。

成中英（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以上三种方式作为诠释学进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门径，已然可以在对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解读中看到，尤其是在对《易经》（成中英）、《孟子》（黄俊杰）、《庄子》、《老子》、《论语》以及新儒家（即“理学”和“心学”）典籍等诸多文本以及佛教文本的解读中更为常见。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道教与诠释学：德国学者谈道教经典之解读》一文整理、节选发布，作者李可，选自《世界宗教文化》期刊，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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