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道教研究（六）：道教对日本有本质影响

栏目分类：玄门讲经   发布日期：2017-06-09   浏览次数：次

文／孙亦平

若谈到日本道教研究就必定会提到福永光司。

福永光司（ふくながみつじ，1918－2001）作为当代日本道教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不仅是因为他出版了一系列观点独特、内容精彩的道教研究著作，而且还在于他所研究的问题大都是在中日文化视野下，围绕着道教与日本思想文化而展开。

福永光司（资料图 图源网络）

福永光司从实证主义出发，通过对中日古典文献的爬梳剔抉，以历史叙述与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道教对日本的神道信仰、天皇制度、哲学思想和文化习俗的影响。这既触发了日本人对自己国家起源于神代历史和“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神圣感情，也推动了中国人对道教在东亚社会影响力的思考，同时还引导了西方学者对道教在东亚传播的看法。

福永光司与道教之缘：童年记忆和从军经历

福永光司曾任东京大学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关西大学教授、北九州大学教授等职，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与宗教的研究，尤其是在道家和道教研究方面成绩卓著。福永光司之所以进入道教研究领域，似与他早年生活经历中“所具有的先验性根源主要在两个地方”密切相关：一是他度过幼年、少年时光的家乡北九州中津，二是二战末期到战后度过苦难从军生涯的中国。

福永光司是北九州大分县中津市人。中津市面向大海，境内多山，绿树葱茏，气候温和，自古被称为“丰国”，据说是古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约157－247年）建国的地方。此地神社佛寺林立，长期以来流行着祈天神、拜灶神、祛旱魃、求雨术等类似于中国道教的信仰与风俗。福永光司就是在这种宗教文化氛围中长大的。

卑弥呼女王（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42年，福永光司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毕业，不久就作为南下支那派遣军师团副官随军转战太平洋地区，后来到中国广东。在这个古代称为“百越”的地方，他深入少数民族居住地，观察他们的生活习俗，了解中国民间宗教的原生态。在残酷的战争中，时刻面临着死亡威胁，而福永光司有空就诵读随身携带的《庄子》，以此来缓解紧张情绪，于绝望中寻找着希望，最后他在中国广东迎来了二战的结束，重返日本。

一个人年轻时所经历的生存性体验往往会影响他一生的事业发展。退伍后，福永光司先去京都大学文化研究所读了两年研究生，毕业后又去大阪府立北野高等学校、爱知艺术大学（现爱知教育大学）任教。1961年，福永光司返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开始将“京都学派”的学术倾向与治学方法贯穿到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中。

“从先秦时代的‘道家’，到魏晋以后‘道教’的演变，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

20世纪60年代，福永光司陆续将《庄子》《老子》译成日文。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文本的理解和再创作的过程，福永光司曾表达自己的翻译理念：“既然要把玄而又玄，难以把握的《老子》文章，用书面语言表现出来，把其混沌逻辑分明地加以译解，就要遵从书面语言的‘自然性’，尽可能正确地解读《老子》的文章。”此后，福永光司陆续撰写了一批研究老庄道家的论文，不仅提出庄子是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者等新颖观点，而且还提出“从先秦时代的‘道家’，到魏晋以后‘道教’的演变，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

福永光司家乡：北九州大分县（资料图 图源网络）

由此，他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老庄道家的影响问题，如《关于王充思想——王充和老庄思想》着重探讨王充思想与道家的联系；《僧肇与老庄思想》则研究老庄思想对佛教的影响。后来，福永光司又将研究视线转向了具有老庄风骨的魏晋玄学，从1958至1970年，他在《东方学报》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阮籍における惧れと慰め——阮籍の生活と思想》、《谢灵运の思想》、《嵇康における自我の问题——嵇康の生活と思想》、《陶渊明の“真”について——陶渊明の思想とその周边》、《郭象の〈莊子注〉と向秀の〈莊子注〉——郭象盜窃説についての疑问》、《〈大人赋〉の思想的系谱——籍赋の文学と老庄の哲学》等数十篇论文，几乎涉及所有重要的玄学家。这些研究玄学的成果既体现了福永光司对老庄道家影响的理解，也为其后的道教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研究道教之初，福永光司既要面对那种认为道教是“属于脱离实际理论的异端”因而没有研究价值的看法，也要面对日本学者长期以来有关“道教与日本”的争论。

争论的源起是因被誉为20世纪日本“最大的东洋学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提出“道教作为思想是浅薄的、基本上不值得注意的，但它在社会中逐渐取得势力，又不是无意义的”的观点，他认为，“作为中国民族宗教而形成的道教，没有以宗教的形式传入日本，不过，与之相关的一些书籍或知识无疑被输入了”。因此，在日本可以看到道教的某些因素，例如“天皇的尊称”就是“来自道教的有关的书籍”，“神道”这样的词汇也是从道教中借用。但道教（某些因素）的传入，既没有在日本形成一种能够主导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信仰，也没有产生像佛教与儒学那样的文化影响。

而另一方以黑板胜美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至迟在奈良、平安时期，中国道教的经典、长生信仰、鬼神信仰、方术、科仪等就大量传入日本，对古代日本的政治、宗教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学者道外论道之原因：民族主义思想与佛学僧之影响。

为什么这些对道教进行拓荒性研究的日本学者大多“道外论道”，有时还对道教往往抱有“傲慢与偏见”，且评价较低呢？福永光司在《日本の古代史と中国の道教——以天皇の思想と信仰を中心として》中作了分析：“在日本，这种认识的形成和普及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以江户时代本居宣长等人为代表的国粹主义思想家们的观点……另一原因是佛学僧的主张。”

津田左右吉（资料图 图源网络）

福永光司指出：“由于国学者和佛学僧们的宣扬，这一神学（指道教哲学）在日本受到普遍的轻视，或说是无视（古有收于奈良时代的葛井广成《经国集》的《对策文》和收于吉备真备《私教类聚》的《仙道不用》论等，今有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与日本》和和辻哲郎《日本精神史研究》等日本文化论为代表）。迄今为止，日本古代史的研究者们关于日本宗教思想史的研究，仍只专注于佛教，几乎没有学者想对道教神学或教义进行学术性研究，并对其教义与日本古代宗教思想的密切关系进行实证探究。”当国学家和佛学僧把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尊重放到学术研究上，这时所形成的对文化与历史的看法，其实就不是探求事件真实原貌而是一种感情宣泄了。

福永光司延续了京都学派实证主义的传统，摒弃本土主义的意识，力图以“历史原貌派”态度来研究道教。

1973年，福永光司在《思想》上发表《道教的天神降临授诫》提出：“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它是中国的民族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蓄积，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综合成果。”

道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综合成果，它在漫长岁月中持续发展，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儒学和佛教一起逐渐传播到朝鲜和日本等东亚地区，这成为福永光司一直坚持的道教观。

1974年，福永光司在东京大学中国哲学和文学系开设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第三讲座中作了《老子和庄子·道教》的报告，正式打出道教研究的旗号。这次讲座看来比较成功，因为之后不久，福永光司就受聘于东京大学，首次在中国哲学和文学系开设“老庄哲学和道教”课程。此后，他通过连续五年的授课，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的日本道教研究学者。

道教中之镜哲学（资料图 图源网络）

早稻田大学教授福井文雅（1934－）虽然不太赞同福永光司的道教观，但他认为，福永光司开设的这门课程，“不仅在日本道教研究史上，而且在日本大学教育史上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因为在此之前一直被当作中国历史和中国佛教史附属物和迷信的道教，现在在日本终于得到广泛的承认，并被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来对待”。他甚至还有点遗憾地说，自从福永光司从东京大学退休后，道教课程在国立大学中就很少设立了。

福永光司在道教研究上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在探索“道教”一词来源、内涵与外延后，在中日文化视野中，对道教与日本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

何为道教？在福永光司之前，人们比较倾向于将东汉时代张道陵的“鬼道”称作“道教”。1980年，福永光司在《思想》上发表《鬼道、神道、真道和圣道——道教思想史研究》，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道教神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梳理，提出鬼道、神道、真道和圣道是中国道教的“道之教”的四重构造：

最下部的第一层“鬼道”是从公元前14世纪殷周的巫术、鬼魂崇拜开始，一直发展到五斗米道、太平道，以及日本古代卑弥呼的“鬼道”。“鬼道”为道教之源，其丰富的源头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巫术、墨家的天命观、《诗经》、《书经》等中对上帝、鬼神的信仰，秦汉时代的灾异祥瑞说、神仙不死的信仰，各种修仙道术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医药学的理论与实践。“鬼道”真正出现在公元2世纪后半叶，由张道陵五斗米道始创。

第二层“神道”是以公元2世纪以后出现的《易经》的“阴阳不测谓之神”、老子的道生万物、道法自然为哲学基础。太平道经典《太平清领书》中出现的“神道”一词，后成为日本8世纪编成的《日本书纪》中的词汇。

第三层的“真道”是公元3世纪形成的以《庄子》之“真”为基础，又吸收了佛教的“清净”哲学、儒家的“忠孝”伦理和道家的“自然”之道。

第四层也是最上层的“圣道”是公元6世纪出现的，由佛教的“自利利他”、儒教的“独善与兼济”与道家的“真道”融合而成，至此，道教的教义学体系才得以建立。

道教中之剑哲学（资料图 图源网络）

福永光司通过“道之教”的四重构造意在说明，所谓道教，是以中国古来的萨满教的咒术信仰（鬼道）为基础，在其上重叠地、复合地吸收了儒家的神道和祭祀的仪礼与思想，吸收了老庄道家的“玄”和“真”的形而上学，并吸收了佛教的业报轮回和解脱，乃至济度众生的教理、仪礼等，在隋唐时代大体上完成了作为宗教教团的组织、仪礼和神学体系，以同“道之不灭”合为一体作为最高理想的中国民族（汉族）的土生土长的、传统的宗教。

当福永光司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丰富资料和细致缜密的考证，探讨了“道教”一词如何从法家、儒家、墨家和中国佛教等各学派的共用概念，在5世纪时成为道教的专用名词时，既说明了道教源头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也指出用“剔除法”将“道教”一词排除在儒家、墨家和佛教之外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那种将“儒家、墨家和中国佛教的‘道之教’，即‘道教’，与张道陵以后的‘道教’，具有不连续或隔断的关系，是异质异物”的看法，几乎被作为定论似地权威见解是需要重新加以考量的。

中国道教对日本天皇制与文化风俗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中国道教是否影响了神道教、是否影响了日本天皇制？为了具体说明道教对天皇制的影响，福永光司发表《道教にぉける镜と剑一その思想の源流》，以唐代道士司马承祯的《含象镜序》为中心，对神道教的镜、剑信仰进行了寻根溯源式的研究，一方面将道教法器镜、剑与教义思想巧妙地贯通起来：“司马承祯的镜的哲学，强调镜所具有的尚象通灵的神秘宗教性以及它象征‘道’及道教作为终极真理的深透哲理性，这是最大特征”；另一方面，将日本天皇使用的神器——镜、剑视为六朝道教血缘脉络在神道教中影响的体现。这篇出色的论文将历史叙述与文化比较结合起来，“从而识别了道教对日本神话和君主思想的影响”，说明不仅是“天皇”称号，而且日本的很多宗教思想与文化习俗都与道教的东传有关，神道教也是在道教的影响下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

道教不是从朝鲜，而是直接从中国吴地传到日本的。因而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道教中的江南道教。

一般认为，道教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福永光司则通过对日本古代文献《日本书纪》、《古事记》、《万叶集》、《怀风藻》、《本朝文粹》以及考古发掘物的新成果，在《古代日本和江南道教》一文中另辟蹊径地提出，在道教创立后不久的4世纪初，以中国吴地（今江苏苏州）为活动中心的江南道教就东渐日本了。

他的理由是，从地缘角度看，道教是经日本重要的港口大阪传入日本的。从道教派别看，传入日本的道教是以吴地自古以来流传的以巫术、魏晋玄学为基础，形成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江南道教，如上清派茅山道教、洞玄灵宝派和山东瑯琊青巫等。

奈良大神神社（资料图 图源网络）

福永光司指出，在日本神社中，至今还留存着一些与江南道教相关联的遗迹、遗物和建筑物的残余。例如，生活于6世纪的陶弘景是上清派茅山道教的代表人物，他编著的《真诰》中记载了当时江南道教中流行的降神、祝祷、禁咒、治病等巫术，其所描绘的女仙经常身穿朱紫衣，如东宫灵照夫人“著紫锦衣，带神虎符，握流金铃，有两侍女”。吴越女仙的这种装束至今在大阪、京都和奈良的神社中还能看到，如奈良大神神社的巫女就穿朱色袴袍，身上还佩带金属铃，铃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三个，中间五个，下层七个，三五七的数字构成反映了道教的宇宙生成论。

福永光司还以大阪四天王寺中的庚申堂为例，说明四天王寺虽以佛教与神道“习合”为特色，但其中庚申堂的设立却是受江南道教中的“守庚申”仪式的影响。京都北野大将军社供奉的“大将军”则是道教的王城守护神。每年七月下旬，大阪天满宫都要为纪念日本“学问之神”菅原道真举行船渡御，以表达对天神和雷神的信仰，这虽属于日本三大传统祭奠活动之一的天神祭瑏瑠，但其中也含有一些江南道教科仪的元素。

福永光司还指出，江南道教中流行的炼丹术也传到了日本。东晋道士葛洪在《抱朴子》中倡导金丹术，其中《金丹》对炼丹的原料，如黄金、水银、硫黄等如何配制并炼成丹砂的方法与过程、金丹大药的种类与效果都进行了介绍。出现于8世纪的《万叶集》收录了4至8世纪日本人创作的诗歌，其中就提到了金丹术。江南道书《周易参同契》中的一些名词术语，如“黄芽”在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中也有出现。陶弘景创作的《神农本草经》更是在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福永光司通过各种事例证明，江南道教早就直接传到了日本，并对神道教和天皇制都产生了影响。

代表作《道教与日本文化》：认为道教对日本文化具有“本质上的影响”。

日本天皇（资料图 图源网络）

福永光司1982年出版的《道教与日本文化》，以天皇思想与信仰为中心来分析道教与神道教的关系，以此揭示日本文化的特质，改变了日本人长期以来持有的日本古代史“与道教几乎没有值得注意的影响关系”的看法。该书由18篇文章组成。其中不仅论述了神道教所依据的重要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某些情节和思想，是源于道教或受到道教的启发，而且还研究了日本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圣德太子、山上忆良、中江藤树、贝原益轩、三浦梅园、冈仓天心的道教观，尤其是通过“平安时代的道教学”、“江户期的老庄学”、“日本人与老庄思想”等专题研究，展示了道教在日本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

该书开篇《日本の古代史と中国の道教——天皇の思想と信仰を中心として》是福永光司最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它以构成日本古代宗教思想内核的天皇信仰为例，从“天皇”一词的内涵、象征天皇地位和权力的三种神器中的两种——镜和剑，祭祀皇族神的伊势神宫以及在伊势神宫和一些神社中以“镜”为“神体”的做法、天皇及皇室崇拜紫色、皇室祖先是从天上世界降临的，天皇是“现人神”、祈祷天皇长寿的祝词文章中有东王父与西王母、天皇在宫廷中举行四方拜的仪式、天皇与日本神道等7个方面（PP．7－18），对天皇制与道教进行了比较研究。福永光司提出，道教对日本文化具有“本质上的影响”。该书出版后立即在日本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不可否认的是，福永光司的道教观改变了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将天皇制及神道教视为日本文化自成的产物而否认道教对其影响的看法，由此推动了道教与日本文化关系研究的深入展开。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论福永光司的道教研究》一文整理、删节发布，作者孙亦平，选自《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来源中国道家养生网 www.daoy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