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道教研究（七）：道教带给东方心灵深度

栏目分类：玄门讲经   发布日期：2017-06-09   浏览次数：次

文／赵芃 林巧薇

蜂屋邦夫先生是日本“中国道教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者，1934年生于东京，196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1968年修完东京大学院博士课程，1968年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手，1974年为助教授，1987年为教授。蜂屋邦夫于2003年11月10日至17日在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研究所、四川道教胜地老君山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作专题讲座。其讲座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蜂屋邦夫（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道教研究的状况：道教研究是作为国策研究之一部分，欲通过研究道教达到控制中国民众之目的。

蜂屋邦夫认为，大概在一百年前日本就有人开始研究道教，日本有很多学者一直在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中道家思想是一个重要内容，可以从道家思想中展开进行道教研究。然而在当时日本正统的学术系统中，道教一直被看成是迷信，所以一直都没有获得真正的研究地位。从著名学者小柳司气太开始，日本才真正的从学术角度进行道教研究。

但是，在日本也还只有少数的学者在进行道教研究，对一般的学者来讲，道教还是不太有学术价值的学问。日本以前对中国做了很多坏事，为什么当时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做出了那样不可原谅的坏事情呢？真正的原因现在还很难说清楚，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想要控制中国，最初就让人研究道教，通过研究道教来把握中国人的心理和信仰倾向。

小柳司气太（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因为要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一定要了解民众中间是在信仰什么，然后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最初的道教研究是带有这种目的的。所以从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日本道教研究是日本国策的一部分。日本著名学者吉冈义丰当时住在北京白云观，开始对白云观的情况做了研究。吉冈本身是一位学者，他自己并没有任何不良的想法，但是日本政府却想通过利用他的研究成果来把握中国的民众心态。

二战后日本道教研究的状况：道教研究迅速摆脱国策研究之桎梏，其重要性也逐渐为学者所认识。

从1945年以后，日本战后社会风气发生很大的变化，学术界重新考虑道教研究，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进行研究，不因国策来左右道教研究，并认为应采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中国道教。这是日本对那段历史重新深刻反省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动向。

战后不久，马上成立日本道教学会，学会每年出两期杂志，名为《东方宗教》，最近刚出了一百期。说明日本道教学会已有50年的历史。这50年的研究成果是学者们深刻反省后，认为道教研究决不能为政治所利用，并应从客观的角度研究，重新做出选择后而产生的一种结果。

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的时候，研究中国思想还是以儒学为中心，同时参考道家、佛教思想的倾向。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道教是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随着日本道教学会的活动，以及对道教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家渐渐认识到道教作为一种文化和思想是有深度、有价值的东西。从《东方宗教》的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道教研究除了包括道教经典，经典的产生以及它的发展历史以外；还有道教思想史，即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道教；道教的宗教组织，道教的教团以及道教教团的历史，还有和道教关系非常密切的道教人物等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

《东方宗教》研究倾向有时候在某个方面强一点，有时侯某个方面弱一点，不断地交替。比如说，有一段时期，文献经典研究作为重点，有时候道教历史作为重点，这样不断交替，整个研究状态这样发展过来。

威廉·詹姆斯（资料图 图源网络）

由对威廉·詹姆斯之研究而回返中国学研究。

蜂屋邦夫初到东京大学时，本科读美国研究，与中国毫无关系。本科论文写的是关于威廉·詹姆斯方面的文章，用英语写成。而后来研究方向转到中国学方面。

詹姆斯对个人的心灵状态比较注意。所以，他对日本学者，如西田几多郎、文学家夏目漱石等有很大的影响。蜂屋邦夫考虑威廉·詹姆斯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感到东方人也有这样的思想深度。反过来说，与其研究美国人的思想，还不如研究东方自己的思想，这个思想非常有深度。所以后来蜂屋邦夫研究就开始转到东方、日本、再到中国。

蜂屋邦夫开始跟一位东大教师学习汉语。这个老师通过中国语言的角度来把握中国的思想方法。通过语言去把握中国古代的思想，他看到了一个与以前理性的合理思考的思想方法完全不一样的思想世界。蜂屋邦夫首先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与中国有关的论文，是有关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方面的。当时这篇文章与历史没有关系，而是从一般中国人思想的角度来讲的。后来认为思想应该在历史过程中，通过时间慢慢显现出来。所以后来写的论文都与历史有关，不完全是纯粹的思想。因为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应该研究儒家、佛教、道教和中国文学，在中国的儒家、佛教、道家中都可以反映中国人的思想特征。

儒家思想、佛教、道家思想非常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时代是东晋时代。蜂屋邦夫花费多年时间从三教思想关联的问题进行研究。三教中儒教与日本关系深，当时研究的学者多，日本也有这方面比较多的学术积累，儒教研究是比较清晰的。佛教在日本传播较广，其在日本的研究成果也较多。道家思想研究也较多，这与道家思想内容有关系。但其关系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什么样的状况还不太清楚，但在日本对道教本身的历史基本情况知道的还是比较少。

全真七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蜂屋邦夫自己道教研究的主要成果：调查与思想研究之相结合。

蜂屋邦夫在30岁时进入东大的东亚文化研究所，开始想进行道教方面的研究。写了关于王重阳的《重阳真人金关玉锁决》的论文，与内丹有关。当时发表出来的时侯反响很小。三十多年前，日本人还不太清楚“内丹”是什么。日本道教学者同样对内丹不清楚。当时蜂屋邦夫的研究重点也不在道教上，直到中日恢复外交，交流增多，并于1980年第一次到中国时才开始中国道教的研究。

1985年再次到中国，并到北京白云观参加了庆祝玉皇诞辰的大型活动，那是第一次与道教活动接触，然后开始到各地参观调查。在日本当时虽然有学者进行道教研究，但当时几乎没有人研究中国道教的现状。蜂屋邦夫想尝试调查中国道教现状，并打算从1987年开始，计划用七年时间到各地调查，了解和把握中国道教的现状。

1987年作预备调查，1988年正式调查，1988年曾经到过四川、陕西两省。但是七年的计划两年多就结束了，研究因种种原因受到了中断。在1990年2月出版了《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在1992年至1994年蜂屋邦夫又进行了三年的调查，1995年3月编写了《中国的道教——活动与道观现状》，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道教的现状，与以前的古代道教文献基本上没有关系。

蜂屋邦夫通过调查感到，要理解和把握中国道教，其中把握道教思想是最重要的。所以，蜂屋邦夫从1990年作准备，1991年执笔，1992年出版了《金代道教研究》，但只有关于王重阳与马丹阳的思想研究，之后完成《金元时代的道教》（全真七子研究）。

蜂屋邦夫虽然多年进行文献研究，但是他认为在进行道教现状调查时，如果不能把握中国道教的思想，调查就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虽然在进行田野调查时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但是调查的人在之前没有道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作为前提的话，研究最终不能总结起来。所以在道教调查中感到必须要真正地把握道教的思想，所以在这之后就出了两本研究道教思想的书，即《金代道教研究》和《金元时代的道教》。虽然从表面上看好象调查是调查，思想研究是思想研究，关系不是很密切，但真正的研究应该是两者的结合。并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做一些努力和尝试。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蜂屋邦夫先生谈日本的道教研究》一文整理、修改发布，作者赵芃、林巧薇，选自《宗教学研究》期刊，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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