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与道教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红绿灯”
栏目分类:道教神仙 发布日期:2016-06-16 浏览次数:次
文/武曦
道家和道教的思想,由于历史的缘故,两者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实质性的差异。郑观应虽然信奉道教并参加道教的社会活动,但他的思想更多地同道教神学不一样,尤其他的哲学思想同传统儒家理学、道家思想有深层的关系。缘此,本文论述的“道器”观念,基本上作儒、道两家思想的比较,间或有涉道教。
“道器”,是郑观应代表作《盛世危言》的开卷篇。它通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阐义,扼要地揭示和反映了《盛世危言》的要领、编纂意图及郑观应的思想根抵。
“道器”,是郑观应代表作《盛世危言》的开卷篇(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红绿灯”:道器论
道与器,原为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韧命题之一,也是理学长期争论的焦点。因形上、形下之命题有:实体同属性、功能对立之说(张载),实体为潜在本体所生逻辑关系之说(朱熹),实体、心体一以贯之之说(王阳明),实体生成、因果之说(王廷相)以及实体、法则作用说(罗钦顺)等分歧。道、器的解释也众说纷纭。然而,有一点似可肯定,源自《易传·系辞》的道、器是用以说明乾坤、阴阳自然法则,而立论于宇宙本体的理性范畴的。至少在邵雍、张载以前,还不完全被当作思维认知的命题。
以自然界普遍法则及其运动的程序为道,器寓其中(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以后,随着宋、明的理学批判、发展,道器始有:实体运动程序为道,循道生成的具体存在为器(张载、戴震),自然、道德准则为道,其表现形式、行为为器(程颐、程颖),特定规律、法则为道,实体气所生事物为器(罗钦顺),以自然界普遍法则及其运动的程序为道,器寓其中(朱熹)等等的认识。明末清初,学案再起,王夫子以道家倾向批判旧理学的道器观;顾炎武、颜元反对空谈,力主道、器的经世致用。道器观才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迫使这组古老的命题再次易义,谱入先验认知、方法的涵义,并同另一组命题“体用”相提并论,超乎新旧理学的思辨、感知、道德的局限。基于道器观历史地演绎和近代社会的态势,郑观应一面改造新旧理学的道器之说,一面继承顾炎武、颜元的求实精神,反对“循空文而高谈性理”,分别从西方的科技、物质和中国的名教、典章论述道、器的“践迹”、“穷神”。但其毕竟是“三教同源”论者,立论、叙题或循道贯儒,或融儒入道,尽量地将其纳入道家和道教的治世观。
二、形儒实道者的气本体观念
道,郑观应说: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一阴一阳之谓道。器,是“名者”,“奇(指一、阳一引者)偶(一、阴)相乘,参伍错综”的万物。“物由气生,器由道出”,物即器,气乃道。同时,他还说:道,为太极未判,形体未毁,于烟组之气中的形而上者,器,为形体毁坏朴散的形而下者。
溯史而沦,郑观应对道、器的命意并不新颖,也无持别的时代气息。按其“道自虚无”说法,形似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道、器作为宇宙本源或本体的显示与存在。若辨其“始生一气”、“物由气生”,却又象最早提出“阴阳合一存乎道”的张载所论:“一阴一阳不可以形拘,故谓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造化一一引者)之器。”以实体无形的太虚之气运动程序(气化过程)为道,以运动程序所生成和构成的物、事为器。其实,历史的相似并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郑观应所说虽然貌似周、张,但观念意识却截然不同,根本的区别在于郑观应的形儒实道。他认为圣人制器尚象,莫不是阴、阳之道的流行,所以,器不离道。象,古今易学研究中有各种理解,古者且不论,近人就有“象征”说,有“模拟卦象”说,还有“就是自然生物”说。
变《系辞》本义的规律法则说为道教生生关系的气本体观念(资料图 图源网络)
如果不拘古今易学的陈说,《易传·系辞上》的象,可以指阴阳变化所显现的形象者。器,为显现且具形状的物质存在。尚象,本身就意味着阴阳变化规律的认识和再认识,或者是对道的认识所作的反应。郑观应于此视象为阴阳、阖辟规律的显示,基本是符合《易传》本意的。令人难于断论的是,郑观应又引道教经籍《阴符经》说:“爱有奇器,是生万象”,道寓其中。意思是物质形具缘奇而成。奇,并非《老子》中“奇”物、邪事可喻,乃是相对“万象”和“奇偶”之“一”。“得一者无一”,“阴阳在我”,奇为一、为阳。“道生一”,“万物得一以生”。用道教的语言表达:“夫一者,乃道之根本”,且为“气之始也”。就这样郑观应又将前述悉数囊括于后,变《系辞》本义的规律法则说为道教生生关系的气本体观念。
三、道非器无以显其用,器非道无以资其生
器不离道,道寓器中,严格讲为理学家朱熹说的“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尝离乎气”,“有分别而不相离”的翻版郑观应引儒入道,取其需者,非但未将道器说清楚,且前枘后凿。既有气本体的解释,又有规律法则的主体解释,还有道家虚灵的本源观念,莫衷一是。返而言之,“三教同源”自明代伍守阳、抑华阳、陆西星等鼓吹之后在道教中流行一阵外,并未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本来就未形成系统的、完整的及科学的思想理论。许多定义,命题、内涵往往冗杂。堆砌、含混而多歧。这也是其经不起历史推敲、锤炼的根本原因。再则,郑观应终究不比周敦颐、张载、朱熹那些学问家,也不类王夫之致力于旧理学的批判,而是在日理事务(主要是商务)之余,凭借感性认识融古贯今自出机抒的一家之谈。
器不离道,道在其中(资料图 图源网络)
器不离道,道在其中,成为规律、法则的主体解释,成为宇宙本体的认识。对郑观应来说也许并非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道器的价值观念:“显用”和“资生”。他引“率性之谓道”说,道有性,“天下无离性之道”。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而有器,器,不离阴阳之性。既然道器有性,即道性和物性,郑观应便自然地推论:“道非器就无以显其用,器非道亦无以资其生”。以性、阴阳论显用,新旧理学家均有涉及。朱熹引《中庸》“率性之谓道”,训“率”为“循”,认为“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罗钦顺说:“分阴分阳,太极之沐以立,一阴一阳,太极之用以行。”不过,
一、理学论性致用,多指人的情感心理升华而形成的道德意识,属于人伦道德的理性范畴,
二、由性、阴阳论及致用,其间还牵涉太极、气、理、中和、藏密诸多环节。
郑观应于此将道器从理学的道德范畴推及认知的思维范畴,就缺乏必要的过渡,显得突兀、穿凿。所以,单纯地用传统的理学观念考察郑观应的道器致用难以获得圆满的解释。假如,换个角度,将郑观应“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显用说法,比照道教经籍《太平经》中的“道无异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许更直接,更易解明了。
(本文由腾讯道学独家整理发布,文/武曦,选自《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六期,本文原名为《郑观应与道教关系及其“道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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