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养生论：重养神之道 轻养形之术

栏目分类：丹道修炼   发布日期：2017-05-03   浏览次数：次

庄子的“养神”思想是道教修炼静功的理论基础

庄子：“养神”重于“养形”

关于“养神”的思想，是道教修炼静功的理论基础。它是继老子之后，由庄子建立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以明老子之术”。现存《庄子》33篇，反映了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其文汪洋恣肆，想象丰富，多采寓言故事的形式，来阐发深奥的哲理。无论在哲学还是文学上，都有相当高的文化价值。就炼养领域而言，在《庄子》中总结了先秦时期流行的各种养生方法，提出了“养形之人”与“养神之道”的区别，并通过对养形派的批判，以建立其养神之说。

从形与神的关系，也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来认识人体健康与长寿的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便产生了。《黄帝内经》认为，上古之人能“终其天年，渡百岁乃去”，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形与神俱”。《管子·内业》指出：“精也者，气之精也。”这些论述中的精、气，是指一些精微的物质，是形成人体的“形”的基本原素；神则代表人体精神方面的因素，如感知、意识、思维等。神是形（精、气）所生，而形靠神而呈现生命的状态。古代养生家正是以这种形、神对立统一的朴素辨证的观点，来作为其养生内炼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目的正是希望永远保持形神的不离。但依照对形神关系的不同认识，或重养形；或重养神，这就形成了养形派与养神派的对立。两派兴衰相替，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在人体科学方面认识发展的曲折过程。

在庄子看来，养形派最大的缺陷在于有为，而这是违背清净自然之旨的。他说：“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由此可见，“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也就是说，养形离不开物质，包括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为了取得养生所需的各种物品，必然劳其形体，由是而造成了精神方面的亏损，而这恰好违背了养生的原则。他抓住生活中一些死于非命的现象，据此批评“养形”之说。并进一步指出通往“保身”、“尽年”的最好途径，“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所谓“弃世”，即指弃却世间分外之事。在他看来，人世虚无，何足留恋；生涯空幻，理当遗忘。故弃世事则形逸而不劳，遗生涯则神凝而不损。通过追求心灵的恬淡，保持精神的安宁，从而摆脱世俗的物累，达到“形全精复，与天为一”的境界。[1]

庄子认为，万物为天地所生，阴阳混合则成体质，气息离散则返归元始。生死往来，非己所能掌握，“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既然人的出生和死亡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养形”是徒劳无益的。既然养形不足取，该怎么办呢？庄子提出了“养神”的主张。他说：“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2]

任其自然，站在无为清净的立场，用养神之道来取替养形之术。所谓养神，最主旨是要求精神高度的集中，达到凝神的境界。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庄子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孔子到楚国去，在一座树林中看见一个驼背老人用竹竿粘蝉，伸手必中。孔子十分惊异地问：你粘蝉技术如此高明，有什么绝招？驼背老人回答说：当然有。我练此技已经数年了。刚开始五六个月时，我练到能够在竿头摞两粒弹丸而不掉落，这时捕蝉的失误就很少了。其后，能在竿头摞三粒弹丸而不掉落，捕蝉的失误仅有十分之一。当在竿头摞五粒弹丸而不掉落时，捕蝉就如同囊中拾取，百发百中。即使这样，当我捕蝉之际仍然全神贯注，我的身躯安定如直立之树木，我的手臂如枯枝般不动。这时，“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但我却只知道“蝉翼”之所在，心定无动，不因任何事物而干拢我对蝉翼的专注，这样，怎么会捕不到蝉呢？孔子听后，对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句偻丈人之谓乎！”[3]

这个故事意在强调精神的纯一内守，凝神不二，“则道无不得”，体现在内炼上即可达到神妙的境地。当然，要做到凝神不分并非易事。事实上，庄子认为只有真人或圣人才能办到，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真人或圣人之所以能够办到，这是在于他们“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这也是庄子养生学的基本原则。

对此，庄子讲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为梁惠王宰牛，他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抵，动作煞是好看。运起刀来，唏哩哗啦，中乎音节。他的解牛姿态，可媲美“桑林”的舞蹈；他的解牛声音，可应对“咸池”的乐章。梁惠王看着不禁赞叹道：好啊！你的技术何以达到如此绝妙地步呢？庖丁回答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4]

那么，什么是“天理”呢？庄子认为，作为生天生地的“道”是虚静不变的，恬淡寂寞，清静无为是道的本象；休心于恬淡之乡，息智于虚无之境，与阴阳同德，“形全精复，与天为一”，[5]这就是“体道”而依乎天理。对此，庄子用“孔子观于吕梁”，问丈夫蹈水之道的故事，来说明要达到依乎天理的境界，并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途径，而是长期顺应自然的结果。用广成子的一句话“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生，物壮自壮”来说，[6]正是依乎天理再好不过的注解。庄子说：“为善莫近名，为恶莫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7]这段被后人认作是庄子养生纲要的话，其实质仍然是依乎天理的反映。

庄子认为，中和是阴阳平衡的条件，阴阳平衡是正常机体的体现，是应该遵循的生理规律。他说：“至阴肃肃，到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8]又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里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 [9]德，即得天地之气阴阳之和；道，即万物生养消息的规律。这是所有生命物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缘督以为经”，保持其中和，不过是“依乎天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从养生立场出发，庄子指出情感往往是通向天理境界的障碍。他说：“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10]精神状态的各种波动，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喜怒哀乐超出常度，就会造成种种病变。进而，庄子还分析了引起精神波动的生理根源。他说：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耳乱，使耳不聪；五臭熏鼻，使鼻拥塞；五味浊口，使舌失味；取舍乱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养生之害。[11]主张对人的感官加以控制，“治其内而不治其外”，让精神超然于虚无恬淡之中，这样就能“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共德全而神不亏”。这种养神的观点，与《黄帝内经》“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庄子看来，形体是受“神”的支配，养生在大要在于“治神”。只要神清气爽，形体也就免去了物累是非之害。在生死的面前，亦当采取旷达的态度。“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12]即通过忘人情，遣是非，同生死，以保全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永恒。

在他看来，神是依据形而存在的，没有了形也就没有了神，所以养神与养形是相依相存。他举了两个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一个是鲁国的单豹，“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七十岁仍然鹤发童颜，结果被老虎吃掉。一个是张毅，他善于社交，无论高门县薄无不参访，结果“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行持虽异，但都不得尽其天年。“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两者皆不鞭其后者也。”[13]因此，“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而鞭之。”也就是说，神、形必须兼顾，通过养神的手段去追求形、神的统一，即生命的存在。

养神的方法：守一、守舍、心斋、坐忘

那么，养神的方法有那些呢?《庄子》所载主要有守一、守舍、心斋、坐忘等。

何谓“守一”

广成子答黄帝问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将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14]即以内视冥听的方法，达到精神的高度内敛，以求长生久视。后来的道教继承发展了这一方法，各种守一功法多达几百种，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的阐述。

第二“守舍”

庄子说：“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15]“鬼神将来舍”之说，也就是稷下黄老派的“精气入舍”的意思。照《管子·内业》所说，形气形成人的身体，它好比一个房子，“精”就住在这个房子里。所以说：“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支坚固，可以为精舍。”“精舍”就是精之所住的宿舍，把它打扫清洁了，流行于宇宙间的精气就进来了，从而生命力更加充沛，智慧更加丰沛，故曰：“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庄子在这里区别了两种知识，一种是有知之知，一种是无知之知。前者是通过正常认识途径获得的普通知识，后者是通过“虚室生白”、“耳目内通”等方法直接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信息。显然，庄子所重视的是后者。

第三“心斋”

庄子托仲尼说：“若一志，无听以之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6]这里讲的是一种高级静功。所谓“若一志”，是指下手时意念要专注不二；“听之以心”，是指用心细验体内气息运行出入，这是听息功夫；至功夫深入，心和气已打成一片，亦即不再用心听气，所以说“勿听之以心”；此时渐入恍惚混沌的境界，已是神气合一，心的知觉已不起作用，故曰“心止于符”；最后进入清虚的境界，这个虚不是用意识制造出来的，而是从不知不觉中自然产生的，就叫作心斋。

第四“坐忘”

庄子借颜回口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并把坐忘分作“忘仁义”、“忘礼乐”、“坐忘”三个阶段。[17]又借女禹答南伯子葵问道，讲述了坐忘的过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这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18]这就要求外弃耳目，内澄心意，最后连自己本身的存在也得忘掉。

在这里，庄子以直觉的方式对精神的作用给以充分的肯定，我们似乎不应简单地斥之神秘主义。实际上，这是一种直觉的智慧，也许，它在相当的程度上弥补上感官领域的局限性，而为人们认识这个宏大无比、深奥难测的客观世界贡献了一条路径。何况，庄子所强调的虚、静、一，大多数是指人体进入静功状态必须的条件，而不是一般地谈认识论。但它由于缺乏实验科学的证明，常常引起人们的误解和附会，视为荒唐无崖之辞，而被忽略。其实，这些理论是在当时内炼术的实践基础上，提炼总结出来的。

尤其重要的是，庄子描绘了一个超脱现实社会和人生的真人境界。庄子说，真人们“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知悦生，不知恶死”，[19]齐万物，同生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样一来，真人的境界便成了人生的最高艺术境界，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最能体现人生命价值的境界。其后的道教便始终如一地在探索这条修真的道路，力图在精神上得到最大解脱和自由，从而达到与道契合的境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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