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都城隍庙香会：满汉共融之精神桥梁

栏目分类：道教神仙   发布日期：2016-06-16   浏览次数：次

文／陶金

祭祀：礼制齐备，由官员主持。

明代第一次祭祀北京都城隍的记录见于明成祖迁都后的永乐七年（1409）三月，“壬戌，车驾至北京，于奉天殿丹陛设坛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诸神……”。此后，明世宗又在嘉靖九年（1530）对都城隍神的祭祀做了调整，第一次规定了单独祭祀都城隍的日期：“嘉靖九年，罢山川坛从祀，岁以仲秋祭旗纛日。并祭都城隍之神，凡圣诞节及五月十一日神诞，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国有大灾则告庙。在王国者王亲祭之，在各府州县者守令主之。”

北京都城隍庙（资料图 图源网络）

清代对都城隍神的祭礼在框架上因循了明朝的旧制，“顺治八年（1651）仲秋，遣太常卿致祭，岁以为常”。《清会典》中对祭祀都城隍的祭器陈设绘有详细的平面图，并进行了文字描述：“都城隍庙，在宣武门内之西。正殿一龛，都城隍神位南向。秋季致祭，设笾豆案一，案东旁馔桌一案，案前少西祝案一，均南向。东设尊桌一，西向。殿外抱厦正中为承祭官拜位，北向。导引二人，东西面。读祝官一人，立祝案之西。东面司香司帛司爵各一人，立尊桌之东。典仪一人，立殿外东檐下，均西面。乐部和声署设庆神欢乐于西阶上。当中燎炉一，掌炉官率燎人立于燎炉之前，北面。其万寿圣节致祭，系设果案一，不设馔桌，余位次同。”

“都城隍庙笾豆案上：铏二、簠二、簋二、笾十、豆十，案前俎一、中区为三。实牛一、羊一、豕一。又前香案设炉一、香靠具、烛台二、瓶二，中插贴金木灵芝。其帛篚一、铜爵三，先设尊桌上。奠献皆奠献于笾豆，如设果案，案上果实五盘，余与笾豆案前陈设同。”

明清时期对都城隍庙的祭祀，往往是由朝廷所派遣的官员住持完成，我们很难断言其他参与人员的构成，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种祭祀是在小范围人群中进行的，我们无法从中看到道教教团的参与，同时公众也是不允许参与的。

基层群众的民俗

1、香会组织

在另一个模式中，都城隍庙在民间的影响力亦巨大，几块都城隍庙内民间香会所立的金石向我们揭示了历史上都城隍庙在民间信仰中的一面。

其中，《重修京都城隍庙挂灯会碑记》、《西棚老会碑记》两碑为清代旗人所立，据《挂灯会碑记》上所载，其会肇始于顺治二年（1645），每月轮值，义务为庙前挂灯，其碑后的功德主姓名多为满人姓名，如“阿尔太、萨哈立、柏度、丫思马、德山、哈尔巴、衣同保、屯太、德尔吐、札弄阿、巴音代、德楞阿”等。

据《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一文介绍，在北京众多香会碑中，类似的题名屡见不鲜，满人入关后，旗人一方面在汉风的熏陶下，逐渐融入汉文化并信仰道教，另一方面又受到“旗民分治”这一两元社会体制的束缚。香会作为旗人与民人、满人与汉人杂糅的民间组织，通过完全自发的形式，使旗汉人民有了密切的联系，旗人们本着对自己新家北京保护神都城隍的信仰，在精神文化上与本土汉民逐渐共融。

香会起源于我国古代的社火，是带有宗教性质的民间娱乐活动，自明代始定名为“香会”。明中期以降，北京地区的香会活动日渐兴盛，至清康干时期达到鼎盛，之后又衍生出带有行业性及服务性的“文会”，与带有表演性质的“武会”相对。这类的文会多自称“老会”或“圣会”，他们在特定的香期为各香会及香客进行力所能及的公益服务，如为香客施粥、为神像掸尘、为神灵更换账簿等等。

至清代后期，北京“会口中的文会已发展到了百种以上”。通过归纳都城隍庙内的碑碣，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都城隍庙内曾经先后出现过“彰瘅十敬牌老会”、“拂尘会”、“白纸簿籍会”、“清茶会”、“东棚老会”、“中棚圣会”、“换水会”、“西棚老会”、“挂灯会”等民间香会。这些民间香会与政府的礼乐祭祀一起，构架起了都城隍庙内多维信仰的立体构架，为我们展示出了城隍信仰在民间的深厚根基及其劝善利人的强大感召力。

2、庙会庆典

上溯至明代，每年五月初一至五月初十的都城隍庙庙会是当时全城最大的庙会庆典。我们已经知道了五月十一是官方祭祀都城隍的日子，也就是民间所谓的“都城隍圣诞”，而民间庙会庆典的时间定在五月初一至初十，实际则是将为期十天的民间自发的祭拜庆祝与纯官方的祭祀相分割。这种空间上统一、时间上分割的现象，也正是两种对立的信仰模式在都城隍神信仰上并存的体现。

我们还看到，在这两种模式中，作为强势的官方模式对民间信仰的个人模式保持着自上而下的影响，《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五月初一，西城都城隍庙开放，宛平县城隍出巡，至都城隍庙会见，此固荒诞无稽事，然沿街空巷，逐队而观，甚至有各种香会随之，谓之献神。如秧歌、高跷、五虎之类。又有舍身还愿者。”

又据《京都香会话春秋》介绍：“宛平县城隍驾到时，都城隍还要以旌旗执事，香会文场相迎。此时数十档香会相聚一起，互道虔诚，各自表演拿手绝活，把走会活动推上高潮。”在官方模式中宛平县城隍作为都城隍下属的逻辑被民间信仰接受，进而又演绎出极具戏剧性的“县城隍参礼，都城隍相迎”，再一次将城隍神人格化了。

《杂记》的作者崇彝，是咸丰朝大学士柏俊之孙，他很可能是一位受过正统儒学教育的旗人，在他眼中，这种对官方模式的人格化演绎“荒诞无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两种模式的对立更多地来自于自居正统的“官方模式”，而“个人模式”往往结合他们的理解，选择并改造“官方模式”强加的理念。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都城隍信仰上，而且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封建政府与地方关系中的各个层面。

3、定期庙市

盛大的庙会到后来发展成为定期的庙市，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都开市，其范围“西自庙，东至刑部街止，亘三里许”。都城隍庙的庙市不仅大，而且高品品种繁多，以各类文房四宝、珍奇古玩为主。

“城隍庙市在贯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陈设甚伙，人生日用所需，精粗必备。羁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顷刻富有完美。以至书画古董真伪错陈，北人不能鉴别，往往为吴侬所得以贱值收之。其它剔红填漆旧物，自内廷阑出者，尤为精好。往时所索甚微，今则价十倍矣……”

都城隍庙市当时极盛于京城，以至于后来形成了“闹市口”这一地名，到后来人们专为庙市而来，而非因拜神而来，正所谓“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谒乎庙者一”。我们可以假设，若非民间对都城隍神的崇奉，单凭官方的祭祀很难使城隍庙周围形成如此大之庙市。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北京都城隍庙考》一文整理、节选发布，作者陶金，选自《中国道教》期刊，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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