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心血 兢兢业业 《道家金石略》诞生始末

栏目分类：玄门讲经   发布日期：2017-06-20   浏览次数：次

《道家金石略》是道教碑刻史料籍

中国道教碑刻史料籍。现代历史学家陈垣编、陈智超增补并校勘。本书收录自汉魏六朝至明代有关道教的碑碣题铭史料，共1,538通。资料来源以缪荃孙艺风堂拓片、张仁蠡柳风堂石墨为主，并辑录《道藏》、各种金石志、地方志、历代文集中有关道教的碑文资料，少数虽非碑文，但内容重要、史料价值高者，作为附录收入。

《道家金石略》的地位

卢仁龙在《中国道教》评论道：

它是文献发展史上第一部独特的专题大型金石略著作；

为道教史研究提供了全面、丰富的新资料；

对研究历史上著名人物、事件与道教的关系，以及文集、总集的编撰，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蔡美彪评《道家金石略》的伟大在于

1）陈垣先生研究宗教有着独特的风格

历来宗教史研究，大体有两种途径： 一是依宗教学的观点去探讨教义与思想源流；一是以史学的观点去考察宗教的历史活动。

援庵先生以史学家而研究宗教史，往往是从历史的全局着眼，联系一代史事去考察宗教的轨迹，对各个宗教的传布、 演变、 人物、 典籍以及对社会、 政治、 文化的影响等进行多方面的研考，同时又善于利用史学家未及注意的宗教典籍去订正史籍的讹误 ，补充史籍的阂遗 。 援庵先生关于宗教史的多种论著，既是以历史学的观点与方法探考宗教 ，又据宗教典籍补证历史 ，从而形成不同于前人的独特风格，开拓出前人未及涉足的许多新境。 在历史和宗教的广阔领域，纵横驰骋，左右逢源。

历史学家蔡美彪（资料图：图源网络）

2）编撰此书 编者态度严谨 一丝不苟

援庵先生在他已刊的著作中，曾几次谈到《道家金石略》一书，说是“ 校雠不易” ，未能刊行。 所谓校雠不易，是有其深意的。智超同志在本书前言中，曾引述援庵先生家书说： “ 抄书易，抄碑难。 抄碑易，校碑难。 ” 又说：“ 寻丈拓片，摊置一室，剥蚀模糊，烟墨狼藉，抄碑谈何容易。 ”

援庵先生所说校碑难 ，当不仅指校阅碑文的抄件，而还包括 校订碑刻文字。往古石刻，多经蚀剥漫穗，书家又往往杂用行体、 别体，都增加了识辨的困难。 拓本的摹拓，则有年代早晚之别，拓技精粗之分。 一般说来，年代较早的旧拓 ，因剥蚀较少，往往长于年代较晚的新拓。 但摹拓精良的新拓也可胜于摹拓粗糙的旧拓。 由于碑文上石年代的不同和地区的不同，刊于不同碑石的同一文书，也会有文句间的出入。 至于前人志书或文集中所载碑记文字与石刻文字互有异同，更是随处可见。 假如仅据已刊志书或某一拓影 ，即冒然判断碑拓的是非，便难免唐突。

校碑之难，难于校书。 援庵先生屡叹校雠不易而未刊行，表现了他一贯严谨治学的学风。 但是，事实上，援庵先生对收录的石刻文字 ，已作过不少校勘考订工作 ，以眉批形式书于抄件之上。 现经智超同志细心录出，以边注形式分录于各篇碑记之后 。 在这些注文中，援庵先生曾参据金石志书及有关史籍，对各类刻石文字的内容，包括年代、 职名、 人物事迹等多有考校，间或订正前人著录的疏失 ，证补史书记载的漏误，一个边注即是 一篇考订文字。 倘若录出汇辑，即是有如钱大听《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之类的专著。 只是因为援庵先生生前尚未准备将此书刊行 ，以致未能撰写更多的校记，贻留后学。这是不无遗憾的。

3）一家三代史学大家 编书质量上乘

中国学术传统中，向有所谓家学，祖孙父子相传，形成学统。 近世学校授业，师弟相传，家学遂不再为人称道 。 事实上，子弟向父兄受业，日夜相从，耳濡目染，可以得到特有的学习环境，仍是学术传承的良好途径。

援庵先生哲嗣乐素先生，继承父学，为宋史名家。在纪念援庵先生诞辰110 周年前数月竟不幸病逝，实是史学界的损失。 智超同志继承父祖之学，治宋元史及历史文献学。近年来，不惜全力整理乃祖遗著，为此付出了数年的心血。 援庵先生因家学得传，而使遗稿得以传布。 学术界也因陈氏后继有人，得以捧读援庵先生的遗编，是值得庆幸的。《道家金石略》是智超同志辛勤校补的巨编。 听说援庵先生的其他遗稿也在整理之中，切望也能早日刊布，以惠后人。

4）《道家金石略》后续工作有大量增补

智超与庆瑛同志在整理援庵先生遗稿时，除删汰重复者外，又增补了石刻40 0余通。 全书也由原稿的80 余万字扩展至百余万字。 可贵者增补部分主要是石刻拓本。

增补较多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柳风堂旧藏碑拓164通。 南皮张氏柳风堂藏拓，抗日战争后归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收藏，数量与艺风堂藏拓略近，但多为前人金石书所未见，收择之精 ，有过于缪氏。 但因柳风堂向无碑目传世，故鲜为人知，远未充分利用。 智超同志从万余拓本中录出有关道家碑拓补入本书，无疑是极有价值也极为繁重的工作。 增补的柳风堂藏拓约有百篇，均属金元时期，多为前书所不载，其中有关真大道、 正一道的资料，尤为难得。

陈智超，曾云瑛夫妇，摄于1971年（资料图：图源网络）

综观本书增补的文字，虽仅为旧稿的四分之一，但增补后不仅使本书更为完备，也增加了它的学术价值。 增补者的辛勤劳绩，当会赢得读者的称道。

金石研究中，编目是一项繁重的学术工作。 石刻文字的编目，包括确定题目、 年代、 所在地，著录书体、 尺寸及状况等多项内容。 其中尤以题目的拟定与年代的确认，需要致力研考 ，难得确当。石刻文字包括文书碑 (如圣旨、 令旨、 法旨及公据、 契约等碑刻) 、 神道碑、 墓碑、 墓志、 传记、 事记、 题名等多种体制。 有些原无标题，有些虽有标题不便沿用或并不能准确反映石刻的内容。 至于碑额、 题署更是多种多样 ，也不能简单地移作题目。石刻文字或不署纪年，或仅有干支、 生肖而无年号。 有些虽有书写年月但与文字内容或不尽一致 ，与上石的年月 ，更多有差距。 稍有疏忽，即难以确定准确的年代。金石收藏家往往兼收各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拓本可多至数千通至万通，要求编目一一精确，是十分困难的。 诸家所编金石文字目录 ，也因此而有精粗高下之别。

本书校补中最繁重的工作是碑拓的校勘。

援庵先生遗存的书稿，原为清人抄录辑存 。 智超同志在本书前言中说他检阅抄稿 ，发现“有的错误很少，但相当部分错误甚多” ，“ 特别是抄自拓片的部分更为明显” 。 智超、 庆瑛同志多方查据原拓原书，逐一详校，才使本书得以定稿出版。 我曾校阅本书所收若干通曾为前人引录刊布的碑文，前人的一些漏误文字在本书中多已得到补正，可见校勘工作是相当精细的。

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 校碑难于校书，如此巨编，秋风落叶，当然更难于尽扫。

北齐校书图（资料图：图源网络）

如 480页所收 “ 天坛十方大紫微宫鳃旨及结瓦殿记” 碑文中“ 也可令敦大皇后懿旨” 之 “ 令” 字显是“ 合” 字之误。 也可合敦即大皇后的蒙古语音译，碑文叠用。 碑石“ 合” 字原书行体，形近“ 令” 字，故抄录者误识为“ 令” 。碑阴结瓦殿记，结瓦非殿名，乃记沁州长官杜德康捐资为紫微宫殿顶结覆琉璃瓦事。碑文中“ 瓦” 书作“ 厉” ，本书特为沿用。 案字书无此字，乃书家之别体。 本书所收碑文，为印刷之便，正体均用现行简字，此别体字似无保留之必要。 凡此 ，是由于碑石刻文原有行体或别体，难于识辨所致。 若此之类失校之字，在全书百万字史料中自属微末。 由此也可见，援庵先生所说抄碑难 校碑尤难，询非虚语。 本书的文字校勘工作，是极其艰巨的。

《道家金石略》的独特性

1）《道家金石略》融合了各个流派各个时期的综合巨著

《道家金石略》是援庵先生为研究道教各流派而编纂的一部石刻史料汇编。 所收史料，上起汉魏，下至明朝。书名道家，自然不是狭义的先秦道家学派。不称道教是因为内容并不限于传统的道教。

援庵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曾说: “余昔纂道家金石略，曾将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凡有关道教者悉行录出，自汉至明，得碑千三百余通，编为百卷。 顾以校僻不易，久未刊行。 其金及元初部峡，十之一属道教旧派，十之二属大道、 太一，十之七属全真。元并江南，始有正一诸碑，与全真对峙，然河北大部仍属全真也。 ”

《新道教考》作于1941年。 《道家金石略》早在20年代即开始编纂，故云“ 昔纂”。 援庵先生收录的1 3 0 0余通碑记中，金元部分，超过半数。现经智超同志增补至1538通，其中金元部分凡882通，仍居大半。 而金元部分十之七八均属非道教旧派的全真道、 真大道、 正一道等三教。 三教并非传统的道教，如援庵先生所说: “ 世以其非儒非释，漫以道教目之” 。故别称为“ 新道教” 。 书名不称道教而名道家，正是由于书中史料兼收了传统道教旧派和非传统道教诸道的缘故。

2）《道家金石略》始有索引之作

最后，我想指出，本书校补时，编制索引，附于书末 ，是一项极为有益的工作。 中国传统学术中，原无编制索引的惯例。 近世学人借鉴外国经验，始有索引之作。 但直到现在，我国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史料书附有索引者，仍然并不多见。

传统学术并无索引编制惯例（资料图：图源网络）

《道家金石略》是百万字的大型史料汇编，如无索引，仅凭编目，是难以利用的。智超、 庆瑛同志不避烦琐 ，分别编制了原文作者索引、 文中所见人名索引和宫观索引，刊入本书。 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使本书的学术作用更易于发挥，是值得赞许的。 倘若我国出版的史料书，都能这样编制索引，必将有益于史料编纂和出版事业的发展 。

今逢先生110 岁诞辰 ，喜读《道家金石略》遗编，写下这些极为粗略的体会，愿将此石刻文字宝库绍介给学界同人，兼以志对援庵先生的怀念与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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