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道教[宋元时期]

栏目分类：道教人物   发布日期：2017-06-25   浏览次数：次

　　作为北宋文坛领袖的苏轼(1037～1101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开派的人物，在灿若繁星的古代伟人群中，他一直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华。除儒、佛两家外，道教思想对苏轼的创作也起了显著的作用，这是他不同于北宋其他诗文革新派作家的重要地方。

　　宋仁宗赵祯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1037年1月)，这位卓越超群，博学多才的大文豪诞生于眉州(今四川眉山)纱榖行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故址后辟为“三苏祠堂”，今尚存)。“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诗)其远祖苏味道(648～705)曾任初唐时期武则天的宰相，与杜甫祖父杜审言(约645～708)、李峤(644～713)、崔融(653～706)并称为武后时期的“文章四友”。

　　庆历五年(1045)，八岁的苏轼进入眉州天庆观北极院，随道士张易简读书，直至庆历八年(1048)。他后来在《与刘宜翁书》中回忆道：“某龆龀(音 tinochen，幼年)好道”，倾心《庄子》。不过，此时的苏轼正值年少气盛之时，向往于建功立业。他所崇拜的，乃是范仲淹(989～1052),韩琦(1008～075)、欧阳修(1007～1072)、梅尧臣(1002～1060)一类政界文坛上的宿儒名流。青年时期的苏轼，其文大都以儒学为宗，以实用为务，而折中于贾谊(前200～前168)、陆贽(754～805)的政论，因而涉及老庄。

　　随着苏轼眼界的扩大，阅历的加深，宦海浮沉的遭遇，人情冷暖的体察，他对学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佑元年，四十九岁的苏轼在《送沈逵赴广南》一诗中说：“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即是这种心情的流露。

　　东坡一生，始终未脱离仕途，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他。但愈到晚年，老庄思想对他的浸润愈加深厚，由青年时期的力辟佛老最终发展到晚年的融合佛老，强调老庄与儒学的一致，力图把道学同儒学结合起来，认为道家的教义合于儒术。在《上清储祥宫碑记》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仁者静寿之说。”在《庄子祠堂记》一文中，他驳斥了“庄周诋訾孔子”的说法，提出了“阳挤而阴助”的新颖见解：“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方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基于这种认识，苏轼指出儒释道各家的关系实际上是“相反而相为用”，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在为其弟苏辙(1039～1112)所著《老子解》作跋时，他非常肯定该书对三教合一的贡献，指出：“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仇池笔记•卷上》)

　　苏轼经过独立思考，有选择地将老庄与儒学相近的内容融合起来，以达到致用应物的目的。在他看来，学儒老“本期于静而达”，而非“为出生死，超三乘”(见《答毕仲举书》)。他十分赞同“孔老为一”，认为只有兼通儒老，才能做到“遇物而应，施则无穷”(《与滕达道书》)，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融会诸家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面貌和文学风格。

　　道教对苏轼的影响是积极的。诚然，老庄的人生虚无思想和无是非观等等，在东坡的作品中时有流露，如《次丹元姚先生韵》云：“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用前韵再和孙志举》云：“回视人间世，了无一事真。”但这类作品在苏轼集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对东坡创作不断产生影响的，乃是道家的清静无为，不为而为的思想，看穿忧患因缘自适的思想，返朴归真傲视荣华富贵的思想，以及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苏轼善于把老庄的这些教义同儒家的理论完善地结合起来，作为行动的准则，以应付宦海浮沉多变的政治环境。

　　东坡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他不赞成走向懒和放，而是以入世精神来对待空静。苏轼理解的“静”与动不可分割，与“懒”毫不相干。体现在政治上，他主张“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盖公堂记》)，赞颂“文景之治……清心省事，薄敛缓狱”(《上清储祥宫碑记》)，希望朝廷“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苏东坡奏议集•卷一》)苏轼是有改革政治的理想的，他不反对针贬时弊的改革，但他主张的是儒家的宽简之政与道家的不为而为思想的混合物。这对王安石激进派操之过急，繁法扰民的弊端，是有纠偏之效的。

　　“期于达”也是苏轼潜心老庄所祈望的一种境界。所谓“达”，指识见通达而不滞阻，心胸豁达能因缘自适，乃至履危历险而泰然自若。东坡诗文中所体现的这种襟怀和修养是很突出的。苏轼在作品中常常因物兴感，即景生悲，又随手扫灭情累，归于达观：自设矛盾，又自我解脱，不使自己走向颓废和玩世不恭。元丰元年(1078)四十一岁的苏轼在今江苏铜山所作的《百步洪二首》中写道：“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险中得乐虽一快，何意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视如吾何!”

　　由陶醉于林泉之胜，进而感叹人世沧桑。正慨叹陈迹尚存而人事已非，忽转入开解和自信。“但应此心无所住”之“住”，也就是板滞僵化和系缚之意。苏轼看到了历史纷争，人间劫夺，瞬息万变，一切犹如过眼烟云，因此他表示要断除迷念，忘却世间的善恶好丑，从政治漩涡的言语触刺欺争中解脱出来。他认为不论世事如何变化，只要自己无所系缚，就可以达到圆通透脱，安时处顺的境界。

　　又如千古传诵的《前赤壁赋》，先即景生悲，再回悲为喜，自陈块垒，又自行消溶，同样体现了作者识见的通达。东坡尝自谓：“愚暗少虑，辄复随缘自娱。”“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元丰五年(1082)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的苏轼作了一首《定风波》词，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心境：

　　三月七日在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含意深邃，耐人寻味。在突然而来的风雨袭击下，同行的人皆进退两难，唯独作者却逍遥自在，安之若素，甚至说披着蓑衣在风雨中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苏轼在旅途上如此，在坎坷不平的仕途上也是如此。这种旷达的人生观，使他傲视一切艰难困苦，而达到谈笑生死，履险如夷的境界。所谓“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过大庾岭》)所谓“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铎书》)正是这种节操和气概的写照。

　　老庄返朴归真的思想，给予东坡以深刻的影响。苏轼写过《醉乡记》、《睡乡记》，对“昏然不生七性，茫然不交万事”的生活深为向往。但在东坡作品中反映更为突出的则是安贫乐贱，恬淡自适的观念，用以对抗恶浊的现实。苏轼在黄州时，“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王庆源书》)在儋州(今海南省儋县)时，“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辙《追和渊明诗引》)正是这种志趣的体现。苏轼踏上仕途不久，就厌倦官场的欺诈多变而喜爱清新朴实的田园生活。在《新城道中》一诗里，他透露了这种心情：“人间歧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又如在《满江红•天岂无情》一诗中，他更倾吐出急流勇退的呼声：“君遇时来纡组绶，我应老去寻泉石。”再如《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亦是如此：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到了晚年，他的安贫乐贱、恬然自足的思想愈益增进，在《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孙》一诗中，他写道：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举家传吉梦，殊相惊凡目。烂烂开眼电，硗硗峙头玉。但令强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须富文章，端能耗纸竹。君归定何日，我计早已熟。长留五车书，要使九子读。箪瓢有内乐，轩冕无流瞩。

　　作者认为子孙后代能够身强力壮，躬耕田亩，习惯于简陋的乡居生活，那将是乐趣无穷的。苏轼晚年喜和陶渊明(365～427)诗，更集中地反映了他崇尚真朴，不慕荣利的情怀，体现了他对“高风绝尘”的魏晋诗风的由衷向往。

　　老庄哲学的辨证思想十分丰富，这自然也为苏轼所汲取和利用。老子看到了宇宙的运动变化规律，认为天下万物无不包含矛盾对立，提出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著名论断。庄子也惯于谈论是非、美丑、善恶、大小之辨。东坡谙熟老庄，曾撰《中庸论》，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朴素辩证法因素，丰富了自己的思维逻辑，提高了文章的论辩力。他经常运用“相反相成”即事物对立面相互依存和作用的观点来说明问题，如向朝廷议政，他主张“宽猛相资”、“可否相济”(《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对备战防边，他强调知安虑危，“能逸而能劳”(《策别》)：论读书治学，他倡导“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稼说》)：讲到名实，他提出要“实浮于名”，而不要“名浮于实”(《韩魏公醉白堂记》)。他看到宽猛、可否、刚柔、劳逸、博约、厚薄、名实等概念的对立和依存，提出了正确处理对立面双方关系的中肯主张。他还提出过“虚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处而静”的见解(《思堂记》)，阐述过“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的观点(《王者不治夷狄论》)，认为对立的双方可以互相转化。

　　苏轼对于老庄思想，取其空静，而避免了懒：学其通达，而不囿于游戏人生：倾慕其真朴，而没有走向脱俗复古。从主导方面看，老庄思想对东坡的文学创作是起了积极影响的。

　　庄子的著述文采斐然，艺术价值很高，深得苏轼的喜爱，他曾自谓反复阅读《庄子》，“得其寓言之意”。可以说，苏轼文学的技巧和风格是深受《庄子》影响的，富于理趣即是重要的一点。文学作品重在言情，但也不排斥明理，关键是理与情必须结合，并借形象来体现。老庄文字以谈玄说理为指归，又都善于借曲譬、隐喻、寓言来发人妙悟，其突出特点就是借物明理。刘大魁《论文偶记》谈到《庄子》时也说：“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东坡创作也多即物明理，如《前赤壁赋》借水的流逝和月的盈虚，来说明宇宙万物有变有不变的道理：又如《超然台记》紧扣楼台的兴建来阐发游于物外则无往而不乐的道家哲学，都是著名的例子。苏氏的理趣诗多而且好，如《题西林壁》、《东坡》、《慈湖夹阻风》等，或借自然小景，或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寄寓深邃的哲理，言短趣长，引人入胜。

　　东坡运思谋篇，善于化实为虚，以变济穷，波澜更迭，出人意表，奇幻精警处与老庄文字十分相似。李涂《文章精义》云：“庄子文章善用虚，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太史公文字善用实，以其实而实天下之之虚……子瞻文学《庄子》，入虚处似。”如《石苍舒醉墨堂》一诗，是苏氏为书法家石苍舒记醉墨堂而作。按一般写法，应从苦练书法的重要意义作笔，但作者却出人意料之外，偏从反面发了一通识字粗记姓名即可，书法不值得深学的议论，接着笔锋陡转，说堂主嗜好书法成癖，深得此中乐趣，然后描述石氏的高超造诣：“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壁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这正好衬托了石氏的过人之处。全文由泛论发端，凌空而起，由虚入实，从反面转到正题。恰如清中叶著名文艺评论家刘熙载(1813～1881)所说：“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南华》、《华严》最长于此，东坡古诗惯用其法。”(见《艺概》)其实，不独苏诗，苏文也长于此。《凌虚台记》先写筑台，次写台名“凌虚”的由来，再写台主陈公弼请他作记，由此一一道来，文章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但苏轼却无中生有，从讨论作记，突兀提出“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这一发人深省的问题。然后说凌虚台此时建成，今后必将毁废，登台所见的秦、汉、隋、唐宫殿，无不经历了兴废成毁的历史，可见台殿及人事均“不足恃以长久”，而足以恃者不在于此。全文上半是实，下半是虚，由实入虚，化有为无，文章愈出而愈不穷，笔墨淋漓而酣畅。

　　道教的浸润，使苏轼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北宋自王禹(954～1001)起，为文崇尚平易，反对苦涩。其后的欧阳修(1007～1072)、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等人继起，或长于疏畅，或长于闲谈，或长于豪纵，都是走平易的路子，而又有自己的独创。东坡是欧、梅、苏的直接继承者，其文笔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实乃“平易”之一境。但他的自然又与活泼、恣肆、警策相融合，而形成了纵横博辩，一往无碍，随物赋形，机趣横生的文风，这显然是得力于老庄的。

　　由于苏轼谙熟老庄，他挥毫染翰，常能于经史诗赋之外，旁搜博采，熔化老庄而不着痕迹，随手拈来，驱遣自如，真所谓“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说诗语•卷下》)它扩大丰富了东坡的创作思想和语言技巧。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相当多的作家与老庄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们对老庄的态度和所承受的影响，却是不尽相同的。苏轼濡染老庄，重在研究其哲理。他善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有选择地融合老庄，借以圆通地应物处世，取得随遇而安，无往不适的效果。他以文学家的姿态出入老庄，将道家的空灵透脱注入诗文，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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