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栏目分类：国学资讯   发布日期：2016-06-26   浏览次数：次

　　全真道兴起于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金元之际。当时，南北割据，战乱频仍，南宋与金、金与蒙古、南宋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不断发生，给中国北方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因南宋、金、蒙古由不同民族建立，所以伴随它们之间的战争而来的是汉族、契丹族与女真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不同民族具有各自独立的文化系统与宗教信仰，因此，民族矛盾又带来文化或宗教上的冲突。除此之外，南宋、金统治下的下层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亦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然而，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却在这些矛盾与冲突中迅速兴起，并在元初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道教宗派。这充分说明全真道具有极强的调和各种矛盾与冲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源于其思想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和谐因素。本文拟通过考察全真道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方式，来发掘全真道思想中的和谐因素，为当今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源。

　　一

　　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从根源意义上讲，人与社会、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直接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同时也会对人与自然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是儒、释、道三家都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儒家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P65)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P123)的“忠恕之道”;佛教《金刚经》提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的理论;道家主张“无己”、“忘己”，老子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2](P109)庄子言：“至人无己”[3](P14)，又言：“忘己”[3](P312)。以“三教合一”为理论宗旨的全真道，在充分吸收三教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先人后己，苦己利人”为宗旨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

　　全真道的修炼方式是“性命双修”，其修性的目的是破除一切执着，返归自然本性，实现与道合真。全真道要破除的首要执着是人执与我执，这是全真道修性的第一要务，王重阳言：“若是要随余去，绝尽平生思虑。心中物物不著，尘事般般休序。”[4](P140)马钰言：“断酒色财气，是非人我。”[5](P259)谭处端更是三令五申向全真弟子宣讲破除人执与我执的重要性，其言：“欲做俗中修炼，先灭我人分辨。”[6](P35)又言：“灭尽我人心，自有真师提挈。”[6](P34)王重阳磨练马钰的故事也能说明破除人执与我执在早期全真道修炼中的重要性。在《丹阳真人语录》中，马钰言：“回乡中，初上街，祖师合总是一头小角儿，面上以胭粉搽之。私心云：‘不怕撞着儿女相识，只怕撞着亲家。’每思到范明叔宅欲少歇，见太亲先在宅中，自云：‘这回休羞么?’”[5](P247—248)又言：“祖师尝使弟子：‘去宁海乞化些小钱米，我要使用。’弟子道：‘教别个弟兄去后如何?弟子有愿，不还乡里。’祖师怒，打到平旦而止，打之无数。”[5](P247)马钰出家之前是宁海富绅，颇有社会地位，王重阳把他打扮得不男不女，让他到宁海行乞，目的并不是有意羞辱他，而是要打破其种种执着。但马钰执着于以往的声望与地位，羞于见乡亲父老，拒绝到宁海乞讨，因而受到王重阳的痛打。王重阳这一行为，既表明了他当时急于教化马钰的迫切心情，又显示出他对破除人执与我执的重视。

　　破除人执与我执就是要破除对人我之别的执着，破除这种执着后，就可以达到“无己”的境界，从而也就可以消灭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是全真道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但全真道对人执与我执的破除与佛教所提倡的“无人相，无我相”并不相同，佛教提倡破除人我相，其实际的意义是要消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解决这一矛盾;而全真道却是想通过破除人执与我执来化解人我之间的冲突，使人我关系达致和谐。因此，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全真道并不是要去销问题，而是要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先人后己”与“苦己利人”便是全真道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具体方式。

　　全真道“先人后己”的思想源于老子，老子言：“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2](P87)又言：“不敢为天下先”[2](P318)。正是由于继承了老子的以上思想，王重阳与全真七子才提倡“先人后己”。王重阳言：“先人后己唯长策，伫看归来唱凯歌。”[4](P147)又言：“凡百事，先人后己，勤认炎凉。”[4](P64)又言：“长长能后己，永永赡家缘。”[4](P182—183)晋真人言：“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4](P160)马钰言：“不得起胜心，常行方便，损己利他。”[5](P259)刘处玄在《无为清静长生真人至真语录》中言：“损者，有道之人用事则损于己，不损其他人也，苦处先己而后人则有其德也。”[6](P170)显然，“先人后己”不仅是全真道破除人执与我执的重要方式，而且还被早期全真道视为全真弟子必须遵守的行事原则。

　　在“先人后己”这一基本原则指导下，王重阳与全真七子针对全真道出家弟子，提出了许多具体行为规定，如不争、慎言、谦下、忍让、柔弱、顺从等。王重阳曾劝说他的侄子“言谈歌出用谦和”[4](P147)，又曾言：“柔弱胜刚强”[4](P64)，还在《重阳祖师修仙了性秘诀》中言：“清净寂寥而低下，谦和柔弱而炼心，恭敬于人而有益，般般勘破这行尸，物物休停除走骨。”[4](P298)马钰《十劝》言：“戒无名业火，常行忍辱，以恩复雠，与万物无私。”[5](P259)又言：“清贫柔弱，恭顺于人，随缘度日，绝尽贪嗔”[5](P259)。谭处端言：“利他损己通真理，忍辱慈悲达妙幽。”[6](P8)又言：“挫锐摧强作善良，顿然心法两俱忘。”[6](P9)刘处玄更是极力提倡“无争”，他言：“上士无争，应物常平。”[6](P123)又言：“上士无争，非是莫听，尽除憎爱，寸灵平等。”[6](P124)还言：“见道性无争”[6](P145)、“无争全上士”[6](P151)。王处一《无争》诗言：“古往今来几变更，难逃生灭契无争。无争自是人稀悟，若悟无争道即成。”[6](P307)全真七子在传道弘教过程中的行为，也能充分证明他们已经把这些具体的规定视为了立身行事之本。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四《长真谭真人》中记载了一件谭处端忍辱含垢的事例，其言：“曾过招提，就禅师处乞残食。禅师大怒，以拳殴之，击折两齿，先生和血咽入腹中。傍人欲为之争，先生笑而稽首，殊不动心，由是名满京洛。”[6](P66)无独有偶，马钰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在《丹阳真人语录》中自言：“我初到关中，乞化到一酒肆，有一醉者，毁骂之间，后被他赠一拳，便走，拽住又打一拳，只得忍受。”[5](P247)《金莲正宗记》卷四《长生刘真人》也记载：“居无何，乡里诬告先生杀人，辄不辞而就缚，坐狴犴者近将十旬。……后杀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缧绁之刑。”[6](P236)以上这些言论与事例说明，“先人后己”在全真七子那里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已经成为了全真弟子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

　　假若说全真道“先人后己”的处世原则，主要来源于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那么，其“苦己利人”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则主要受到墨家与儒家影响。《庄子·天下篇》言：“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家学派虽然在汉初已式微，但墨家吃苦耐劳的苦行精神却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全真道继承了墨家的这种精神，并把其与佛教的苦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相结合，视“苦己利人”为立身行事之本。

　　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的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因为“利”，即相互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二是因为“气”，即争强好胜，意气用事。这两个方面又由冲突双方执着于人我之别而引起，这种执着非常不利于全真道的修炼。因此，为了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全真道主张破除人执与我执，以“先人后己，苦己利人”作为全真弟子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时有发生，而且在互不相让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意气之争，从而产生恶劣的后果，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假若我们能够积极发扬全真道“先人后己，苦己利人”的精神，那么，就会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化于无形，从而使整个社会走向和谐。

　　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人我关系，即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则是指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这两种关系虽然有一些交叉，但并不完全等同。因此，有必要对全真道处理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进行专门考察。

　　道家、道教本以避世清修为主要特征，这也是其不同于儒家的特异所在。以“三教合一”为理论宗旨的全真道，虽然仍然以道教作为自己的信仰归属，但是却吸收了大量儒家与佛教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道教，形成道教史上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全真道与传统道教相比，其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全真道在儒家“内圣外王”与大乘佛教普渡众生思想影响下，更关注世俗社会，提出了“功行双全”的口号。

　　王重阳言：“真功真行，真性昭著。”[4](P89)又言：“功行双全，占逍遥，出尘看玩。”[4](P54)谭处端言：“功须圆，行须圆，功行双全作大仙，携云归洞天。”[6](P51)显然，王重阳与谭处端认为，只要做到“功行双全”，就可以得道成仙。在《三州五会化缘榜》中，王重阳引晋真人语具体解释了真功与真行的涵义，其言：“若要真功者，须是澄心定意，打叠神情，无动无作，真清真静，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乃真功也。若要真行者，须是修仁蕴德，济贫救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4](P256)在王重阳“功行双全”说的基础上，马钰又提出“内外日用”说，《丹阳真人直言》中言：“日用有二，有外日用，有内日用。外日用者，大忌见他人之过，自夸己德，妒贤嫉能，起无明火、尘俗念，生胜众之心，人我是非，口辩憎爱。内日用者，休起狐疑心，长莫忘于内，若云游住坐，亦澄心遣欲，无挂无碍，不染不著，真清真净，逍遥自在。”[5](P252)丘处机又对马钰的“内外日用”说作了自己独特的阐发，《长春真人寄西州道友书》言：“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休，乃内日用。”[7](P144)又言：“先人后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静做修行，乃内日用。”[7](P144)还言：“常令一心澄湛，十二时中，时时觉悟，性上不昧，心定气和，乃真内日用。修仁蕴德，苦己利他，乃真外日用。”[7](P144)通过晋真人、马钰、丘处机对真功、真行与内日用、外日用的诠释可以看出，全真道所谓的真功或内日用实际上是指命功修炼，而真行或外日用是指性功修炼。

　　表面看来，似乎只有全真道的真行与世俗社会相关联，而真功则是纯粹的内在修炼，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真功与真行之间的差别只是目的与手段的不同，真功以拯救世俗中人为目的，而真行则是作为全真道修性的手段而直接产生了济世救人的效果。王重阳在《三州五会化缘榜》中言：“普济群生，遍拔黎庶。银艳充盈于八极，彩霞蒸满于十方。渐生良因，用投吉化，有缘固蒂，无果重生。人人愿吐于黄芽，个个不游于黑路。”[4](P255)在以上这段话中，王重阳点明了他创立“三州五会”的目的在于“普济群生，遍拔黎庶”，其中“普济群生”即“真行”，而“遍拔黎庶”则是“真功”的最后归宿。因此，全真道的真行与真功都与世俗社会紧密相关，而“普济群生，遍拔黎庶”就是其处理自身与社会关系的主导方式。

　　“普济群生”所体现出来的是全真道以济世救人为目的奉献精神，陈垣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曾把全真道之所以能够令人信服的原因归结为“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8](P603)三个方面，“普济群生”就相当于“惠泽德人”。因全真道把“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舍己从人，克己复礼”的真行视为得道成仙的必要条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普济群生”是得道成仙的前提。在得道成仙这一最终目的的驱动下，历代全真道士都把济世救人作为修行之先务，并因此而做出了许多利益群生、泽被后世的壮举。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陈垣先生曾列举了许多相关事例。[8](P603—606)但在早期全真道士中，在“普济群生”方面做得最突出的还是丘处机，其具体表现主要有济贫拔苦与劝善止杀两个方面。(一)济贫拔苦。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至兴定元年(1217)，由于战乱、饥馑与瘟疫，山东百姓死者不计其数。丘处机为救民众于水火，把诸处全真道观所存余粮分与饥民，而且还亲自带领全真弟子，勤耕苦作，争取收获更多的余粮以赈济灾民。[7](P506)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路经邪米思干，见当地百姓苦于战争，死伤遍野，生活无着，便与随行弟子，“有余粮则惠饥民，又时时设粥，活者甚众。”[7](P222)(二)劝善止杀。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山东发生农民起义，金统治者派遣驸马都尉仆散安贞带兵讨伐，但登州与宁海久久不能平定，仆散安贞求助于丘处机。在丘处机劝说下，登州与宁海农民起义军投降，避免了一场血腥与杀戮。[7](P413)金末，蒙古军挺进中原，大肆杀戮，为拯救中原百姓于水火，丘处机又不顾七十多岁高龄，西行觐见成吉思汗，“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7](P455)丘处机的劝说不仅使成吉思汗打消了以铁蹄踏平中原的想法，使中原百姓避免了一场残酷的杀戮，而且还利用成吉思汗授予他的各种特权，拯救了无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

　　作为一种宗教，全真道理所当然具有一些富有浓厚宗教性的内容，比如内丹修炼与各种斋醮活动等，因为全真道把“遍拔黎庶”作为这些宗教活动的最终目的，所以这些貌似纯粹宗教性的活动，实际上仍与世俗社会具有紧密的联系。内丹修炼本来是一种个体性行为，与黎民百姓、芸芸众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全真道“性命双修”、“功行双全”的修炼方式却使修性与修命、真行与真功息息相关，从而赋予了内丹修炼一定的社会价值。全真道士修炼内丹不只是为了个人长生，而且还有试图通过得道成仙来达到“遍拔黎庶”的目的。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之初，虽不反对斋醮，但也不提倡斋醮。然而，全真道要发展壮大，必须迎合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在马钰掌教时，就经常有人来请他举行各种斋醮活动，虽然马钰与王重阳一样，也不反对斋醮，但他却“未尝趁醮和天尊，不会登坛行法事”[5](P92)。马钰仙逝之后，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等开始大行斋醮，正式吸纳了传统道教的斋醮仪式，把斋醮视为全真道的一项重要宗教活动。全真道举行各种斋醮活动的目的，除了弘道之外，就是为了超度亡灵、为民祈福。因此，斋醮是全真道“遍拔黎庶”的一个重要表现。

　　与全真道以“先人后己，苦己利人”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一样，面对人与社会的矛盾，全真道仍然坚持了“苦己利人”的原则，并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把“普济群生，遍拔黎庶”视为其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主导方式。这样以来，全真道的一切活动，包括个体性的修炼活动，都与造福百姓、济世救人联系了起来。在这种关系中，个人与社会之间就不再是一种矛盾或对立关系，而是变成了一种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和谐关系。全真道如此处理人与社会关系，虽然具有一些理想性或宗教性的内容，但仍然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今天我们在建构和谐社会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全真道处理这一矛盾的方式是一种可资借鉴的重要文化资源。

　　三

　　金元之际，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表现的并不十分明显，因此，人与自然关系并没有进入全真道的理论视野，即全真道没有自觉探讨过人与自然关系。但全真道没有自觉意识到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并不表示其思想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虽然全真道士把自身物质需求降到了极点，但为了生存，他们仍然或多或少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各种关系，而他们处理这些关系的方式，对于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同样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虽然全真道是“道教中之改革派”[8](P576)，而且其对长生成仙的理解与传统道教有很大不同，但全真道仍然还是继承了传统道教重视生命、追求长生的传统。王重阳言：“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4](P295)丘处机言：“吾宗所以不言长生者，非不长生，超之也。”[7](P149)这说明全真道不是不言长生，只是其长生的涵义与传统道教不同而已，即传统道教重视的是肉体长生，而全真道追求的是精神超越。内丹修炼是全真道实现精神超越的方式，内丹修炼过程中的“性命双修”就充分体现了全真道内丹修炼者对生命的重视。《洞玄金玉集》卷十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马钰听说牟平县刘稳欲自焚，于是便急忙作词一首相赠，劝其放弃自焚的念头，词言：“刘公听劝。学佛修仙凭识见。割弃心尘。不在焚烧舍拚身。些儿修炼。锻炼神丹须九转。功行圆周。相继海蟾的祖刘。”[6](P139)由于受佛教思想影响，全真道一直把肉体存在视为精神超越的障碍，但当马钰得知刘稳为修道竟想自焚肉身时，便急忙出来劝阻，这充分显示出他对人之生命的重视。

　　全真道不只是重视人的生命，而是重视一切生命，这可以从全真道戒杀的律令中看出。在《重阳立教十五论》出现之前，早期全真道并没有明确的成文戒律，但在王重阳及全真七子的诗文中，却可以寻找到后来全真戒律的雏形，而其中不乏对全真道士及普通信众戒杀的要求。王重阳言：“大凡学道，不得杀盗。”[4](P239)又言：“孝养师长父母，六度万行方便，救一切众生，断除十恶，不杀生，不食酒肉，邪非偷盗，出意同天心，正直无私曲，名曰天仙。”[4](P287)马钰言：“杀生冤债的端担，决堕轮回失了衫。若要解冤须改业，学他赵四与张三。”[5](P22)又言：“好依予戒杀生。”[5](P75)丘处机名为《警杀生》的《清心镜》词言：“万灵中，人最贵。超群化，数属三才品位。愚夫甚却骋凶顽，便将为容易。杀害生灵图作戏。全不念地狱，重重暗记。一朝若大限临头，与他家恺气。”[7](P86)刘处玄言：“戒杀生灵，合宅安康。”[6](P120)王处一言：“救生戒杀契真修，百祸消亡福注留。”[6](P283)全真道的戒杀对象并不仅仅限于人与动物，而是包括一切有生之类，对此可以通过马钰的一首诗看出。《金莲正宗记》卷三《丹阳马真人》记载，马钰曾以神通救活全真庵枯竹，并赋诗两首，其一曰：“道家门户号长生，意要干枯改旧形。常使数竿常绿绿，不教一叶不青青。”其二曰：“我通生法斡旋生。布气形骸转换形。窗外不惟君子绿，庵前又喜大夫青。”[5](P328)“常使数竿常绿绿，不教一叶不青青”与“窗外不惟君子绿，庵前又喜大夫青”几句诗，充分显示了马钰对大自然蓬勃生机的热爱。

　　由于全真道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非肉体长生，而是精神超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肉体的存在以及由肉体存在所产生的各种生理欲望便成为修道的障碍，但肉体作为修命的物质载体，对于奉行“性命双修”的全真道而言，又不能绝对抛弃。为了获取精神超越，全真道士不得不把物质需求降到极点，奉行苦行禁欲的生活原则。早期全真道的各位祖师，在修道过程中，都曾经过了一个苦行的阶段。全真道奉行苦行禁欲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种修炼的手段，其最终目的是达到清静寡欲，因为全真道把清静寡欲视为达到全真而仙的必由之路。王重阳言：“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行真捷径。”[4](P109)马钰言：“大道都来六字。自然清静无为。”[5](P175)又言：“全真清静为先。”[5](P217)在王重阳、马钰看来，清静是全真道最主要的修道方式，而达到清静的前提则是寡欲，即减少各种欲望，降低生活需求。

　　虽然全真道提倡“重生戒杀”与“清静寡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得道成仙，即主要还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行为，似乎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无太大的关联。但是，全真道的这种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却非常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关系之所以愈来愈紧张，就在于人类欲望的不断膨胀，无休止、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致使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甚至已经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终根源在于人类的贪婪，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最好方式即是“寡欲”。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真道所提倡的“重生戒杀”的主张与其所奉行的“清静寡欲”生活方式，可以为我们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供有益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只要人类能够合理地节制自身的欲望，就可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四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声称，冷战结束之后，未来社会的冲突将由政治与经济的冲突转化为文化或文明的冲突，他言：“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9](P7)虽然亨廷顿把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但他认为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关系将对未来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却不无见地。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上看来是政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10](P211)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的全球化成为历史的必然，在文化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不同文化或文明相遇，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影响世界秩序的重要因素。全真道产生于一个多种文化交汇碰撞的时空背景，在儒、释、道三家之间，在汉文化、契丹文化与女真文化之间，全真道游刃有余地发展壮大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一奇迹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全真道所奉行的“三教合一”的文化理念。

　　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之初，就明标“三教合一”为立教宗旨，其言：“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4](P4)、“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4](P9)、“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4](P16)，又言：“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4](P287)从王重阳自身的出身来看，他本为儒生，又深受佛教影响，曾自称“谑号王风。实有仙风。性通禅释、贯儒风。”[4](P268)除此之外，王重阳还奉《道德经》、《清静经》、《心经》与《孝经》为全真弟子必读经典[4](P324)，充分表现出融贯三教的气魄。全真七子继承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坚持三教平等、三教一家、三教同源、三教归一的文化理念，并苦读三教经典。马钰不仅自称“三教门人，尽是予师父”[5](P198)，而且，据《丹阳真人语录》记载，其“在东牟道上行，僧道往来者，识与不识，必先致拜。”[5](P240)刘处玄自称以“三教经书为伴”[6](P129)，还言：“三教高真，便是师父”[6](P119)、“三教归一，弗论道禅”[6](P119)。王处一言：“三教三才共一般”[6](P256)、“仙佛体皆同”[6](P321)、“更望参玄众友，遵三教、千古同欣”[6](P342)、“三教通连一路搜”[6](P292)。在《长春真人规榜》中，丘处机劝全真弟子“见三教门人，须当平待，不得怠慢心。”[7](P147)不仅早期全真道奉行“三教合一”，而且明清以后，全真弟子习佛与佛教弟子入道者，不乏其人，而儒生入全真与佛教者，更是不可胜计。

　　虽然全真道的立教宗旨是“三教合一”，但全真道毕竟是道教，它提倡“三教合一”的真正目的，不过是想通过融贯三教来超越三教。因此，全真道所提倡的“三教合一”，即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于全真道。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全真道以自身来超越、融贯、会通三教的做法，似乎与真正无差别意义上的“三教合一”与“三教平等”相比，有一定的距离，但任何人都是某一文化或宗教背景下的存在，他总是从自身的信仰与文化归宿来理解与吸收异质文化。全真道立足于自身来融贯三教、超越三教，不但不是其不足，而恰是其高明之处，正是因为全真道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三教，它才有进入历史的可能与存在的必要。而且，全真道这种处理三教关系的方式，也正符合中国自古以来所提倡的“和而不同”的传统。即使在未来的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种不同文化或宗教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融汇的步伐会不断加速，但也绝对不可能走向趋同，因为真正纯粹意义上的世界文化或普世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伴随文化全球化而来的文化本土化的浪潮中得到证实。但“在一个拥挤的星球上，所有的人都只有一种未来，或者任何人都没有未来。人类的共同未来不能多样化而没有协调，也不能统一而没有多样性。”[10](P232)我们虽然不承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文化的存在，但并不排斥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中，真实的状况可能是：每一种文化都立足自身来充分吸收与消化其他异质文化，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各种不同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而这恰恰就是全真道所奉行的在保持自身独立性之下的文化际融合。

　　总之，全真道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关系上，具有自身的特色，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合理解决了以上各种矛盾，并在金元之际这样一个动乱失序的时代迅速兴起，促使这个时代由无序走向和谐。当年全真道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是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也是以上各方面的矛盾与冲突，而全真道处理以上矛盾的方式，无疑对于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文：赵卫东)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白如祥.王重阳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5.

　　[5] 赵卫东.马钰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5.

　　[6] 白如祥.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5.

　　[7] 赵卫东.丘处机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5.

　　[8]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9]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10] [美]欧文·拉兹洛编辑.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道学研究》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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