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为《道藏》编纂奠定基础

栏目分类：国学资讯   发布日期：2016-07-15   浏览次数：次

　　汤用彤(1893年8月4日-1964年5月1日)，字锡予，湖北省黄梅县人，生于甘肃省渭源县。 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汤先生望重学林，被誉为“学界鼎杰”。他是当时最博学的学者之一，淹通经史子集，成为一代文化研究的宗师，在世界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其道教研究成果，亦常有论著称引，只是尚无专文研讨。笔者协助汤一介先生整理校订《汤用彤全集》有年，深感汤用彤先生于道藏整理功不可没，故留意搜集相关材料，遂成此文。

　　汤用彤先生的道教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他对《道藏》就三部分作了重点探讨：一，确考道教最早经典《太平经》，理清了此经与早期佛、道教的关系，从而奠定了道教研究的基石。二，对寇谦之改革原始道教的研究。三，梳理了魏晋南北朝道教与玄学、佛教之间的关系，并从“本末”之辩的角度对当时三教关系进行鞭辟入里的解析。  

　　研究一：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 集道教方术之大成

　　汤用彤先生对《太平经》的研究较为偏重于道教形成时的思想渊源，而他对寇谦之改革所作的研究，则更为重视道教在发展中社会因素和制度仪式方面的内容。这是民间原始道教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因而他的此项研究具有极可重视的学术史价值。他指出：“晋宋之际，道教之势力，逐渐确立。教会之组织，经典之造作整理，均已具有规模。北朝道教势力，由寇天师而光大。”北朝托名李弘的叛乱，由于事关寇谦之对旧天师道的改革，所以汤先生先考察了史料中的“李弘”现象。他首次提出了李弘和农民起义的关系问题，认为“李弘”一名是晋时领导农民起义的道教领袖代名词。唐长孺继承汤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而指出李弘姓名在广泛地区长期作为起义领袖出现，是因道书中说李弘是“老君”众多化名之一，或其转世，下为人主。

　　汤先生研究认为，北魏国师寇谦之集道教方术之大成，对道教徒加以整齐严肃之戒规与组织，实为道教复兴之功臣。而汉代以来，图谶历数之学，颇流行于北方。谦之备悉其术，称新经应运出世，神人作诰，付之以经，转佐北方太平真君太武帝。其所言与于吉所谓太平气至，德君将出之说相似。经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不同于以往的天师道，后人称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汤先生指出，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总原则是“以礼度为首”，即保留和增加适合儒家礼教的内容，革除和废弃违背儒家礼教的制度。寇谦之所言之“礼度”，内容虽不详于《释老志》中，但颇详于《老君音诵诫经》之中。而《老君音诵诫经》就是《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中之一部。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具体内容都包含在《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中。因此，考证《道藏》中《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的作者与思想，即可了解寇谦之改革的情况。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曾简单提到《老君音诵诫经》“盖即《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汤用彤先生则提出，今《道藏》力帙诸诫律《老君音诵诫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女青鬼律》等七种均系寇谦之的著作，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当原为这些诫律之总名。从现存《道藏》力帙各卷中之戒经残缺不全的情况看，当为寇谦之原书的一部分，有的仅存篇目，但大概保存了原书的骨架。其中文句虽在辗转抄录中或有错落、后人增改者，然各戒经内容与《释老志》所载寇谦之思想基本相同。经以上考证，汤先生判定《道藏》力帙所收诸戒经是寇谦之的著作，因此可以根据它来研究南北朝道教史中的一些问题。他的这些研究成果，至今常为道教史学界所称引。

　　汤先生在研究寇谦之的北天师道改革时，也在为梳理陆修静等对南天师道的改革而搜集材料。他1961年与汤一介先生合写《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一文的副标题是“道教史杂论之一”，又据其名为《有关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的资料》的未刊稿，说明他研究了寇谦之在北方的改革后，想接着对陆修静、陶弘景改造南天师道进行研究。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对这方面的史料进行广泛系统的梳理就病逝了。通过以上研究，他认为道教经过寇谦之等人的改革，与原始道教比起来已是内容大异。此后虽然尚有农民起义利用道教，但已非道教的主要作用了。

　　向来治史者因太武帝毁法的缘故而多注意寇谦之与当时佛教的斗争，汤用彤先生在对史料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后指出，寇谦之并不反对佛教，反而颇欲借助佛教。寇谦之的新道教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产物，其虽为道教的形式，但内容多为儒家的礼、佛教的戒律和轮回说以及当时流行的玄学理论。

　　研究二：魏晋南北朝道教与玄学、佛教的关系

　　道教与玄学的关联汤用彤先生认为魏晋玄学主要表现为：援道入儒，阳儒阴道，用道家的贵无理论来重释儒家经典;又注老解庄并形成新庄学，祖述老庄以成玄学形上学。通过他对玄学中道家成分的界定，从中可见玄学之为新道家。他从以下两方面探讨了道教与玄学的关联。

　　1. 道教与玄学在思想上的联系

　　道教与玄学皆同源于汉代黄老道家，但前者博采民间神仙方术，沿着长生修炼之道，由黄老养生道术发展为神仙道教;后者则沿着理性思辨之路，从黄老形名学发展为魏晋玄学。汤用彤先生透过道教与玄学的不同看出他们的共通之处是俱本乎自然之说。

　　道教文化的核心在于以道法自然的原则来养生。汤用彤先生指出，老庄玄学亦尚全身养生。方技之全身养生之道，亦旨在顺乎自然。而此诚为玄学之根本义。《抱朴子》开篇言：玄者，自然之始祖。汤先生以为此举凡咽气餐霞之术，神丹金液之事，均须与自然契合。而清谈家尚清净无为，固亦全生养性之道。凡与自然同德者，可与天地齐寿，故嵇康向往神仙长生，常修养性服食之事，以为神仙禀之自然。导养得理，不为声色所毁伤，则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汤先生可谓最早关注了作为玄学家的嵇康与神仙道教之间的联系，其研究表明嵇康与道教的关系甚为密切。新近研究进而认为嵇康创立了文士道教，并启迪了魏晋士族道教。

　　他还敏锐地注意到郭象《庄子注》“遣之又遣”的双遣方法。成玄英正是把郭象的“遣之又遣”认定为“重玄”。道教在此基础上，又融会佛教三论宗思想，从而产生了隋唐道教重玄学，成为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汤先生阅《道藏》，还注意成玄英《老子注》佚文，在读至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一书时，也关注了其中“重玄为宗”的思想。经过蒙文通诸先生阐发，如今重玄学研究已蔚成显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汤一介先生明确提出先秦道家老庄等是道家思想的第一期发展，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第二期发展，隋唐道教重玄学则是道家思想的第三期。可见，汤用彤先生为玄学与道家道教复杂关系的理清奠定了基础。  

　　2. 道教与佛教的思想差异

　　汤用彤先生认为陶弘景《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一文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在宗教理论上之不同，颇为重要。据此文，他认为可知佛道两教：于形神、生死问题上看法相异;求得解脱的方法不同。也就是说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具有一些与其它宗教不同的特点。陶文所说形神相合，或离合自如，是道教特质的表现，也是与其它宗教相区别的标志。它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人如何能成仙。从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看来，“神仙”乃是一种超脱尘世的境界，它追求个体的长生不死，所用的方法是个人身体和精神的修炼。这与佛教有很大不同，并为当时佛道两教所公认。围绕以上两个问题，汤先生就陶文作了具体分析。

　　作《道藏》札记 奠定后世《道藏》编纂基础

　　解放后，汤用彤先生自言“常思治道教史”。他初阅《道藏》，觉其内容庞杂，多系神仙长生之谈，便于读书时将有用之材料抄记若干，并加按语，以供治史者参考。他留下的读道藏札记对魏晋南北朝道教研究材料的搜集整理，颇具学术价值。他注意搜集整理《佛藏》中的道教资料和《道藏》中的佛教资料;还注意使用敦煌道经史料。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敦煌道教文献专号”的“编者寄言”称：“汤用彤先生的《康复札记》、蒙文通先生的《古学甄微》，在利用敦煌道教经卷方面，树立了崇高的典范。”1954年他不幸患脑溢血，使这一可能改变中国道教研究落后状况的宏伟计划付之东流。但他在病情稍好的情况下，阅读了大量相关道教的典籍，并写有一些道教短文和札记。其札记的特点是十分注意利用金石碑铭和教外文献中有关佛、道教的资料，在这一方面向为国外道教学研究者所忽视，即便他们重视也难望汤老学识之项背;在读《道藏》札记中，他着重考察了早期道经编纂的演变史。

　　汤一介先生认为，汤用彤先生研究道教史有两个考虑：

　　一是考虑佛道之争的问题。从佛道之争这个角度可能对把握当时思想潮流变化之轨迹有帮助。

　　另一是想对道教经典作一梳理。我们知道，道教的许多经典成于何时、何人所作都不很清楚，这对研究道教史是很不利的。但也很可惜，有两本道教史资料摘抄，因水泡而无法辨认了。

　　研究思路：纵向看发展 横向看本土教派与外来教派的交互影响

　　他梳理道教变迁之迹的思路是：从纵的方面对道教自身起源、演变中的关键问题作具体探讨;同时从横的角度梳理道教代表的本土文化与佛教外来文化的关系。他通过考证和比较发掘出不同宗教文化交互作用的规律：汉魏时，初来佛教因见表面相合而与道教调和，附属道术为“佛道”;两晋南北朝时佛教与道教、儒家因见不同而冲突，由此催生了“本末(体用)”之论以解决三教矛盾;此后三教会通理论渐趋成熟，佛教与中国文化因见真实相合而调和。综观全文之探讨，汤先生实以道教与佛、儒二教之会通为着眼点，并且从多个方面提出例证。他所关注的方向，虽已有研究成果出来，但至今仍未获得全面且充分的研究，像“返本”说与儒道释三教关系这类问题，依然可以为现代学界提供某种启发。

　　由此，他总结出了文化冲突与调和必经的三阶段理论，高度提炼了上述历史考察，是其学术精魂所在。按照这一视角他发现了外来佛教与道教等本位文化的融合对于催产宋明理学的作用。在对“本末”观念不断翻新的诠释中，可以看到儒道释三教由差异到会通的过程。以此观之，汤先生以上研究的价值就不仅仅局限于道教史领域，而且对于中国哲学、宗教及东西文化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他通过对最具民族特色的道教文化发展、演变的客观研究，总结规律以解决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不难看出汤先生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不仅仅是为考证而考证。他所作出的结论，不仅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且随着时代的前进，其意义更加突显出来。

　　汤用彤先生积极倡导道教史的学科建设

　　汤用彤重视道教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善于透过历史表象发现问题，像“佛道”现象、重玄为宗、三教本末之辩等，引起了学界重视和持续研讨，也有力地回应了世界各国的道教研究(李约瑟等汉学家也常称引汤先生的著述)。汤一介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全面继承发展了汤用彤先生道教研究方法和思路，更提出独到见解，揭示了早期道教的发展历程。在汤一介先生的倡导下，他培养的研究生于梳理《道藏》及道教研究大体上形成了一个系列。汤用彤先生的助手任继愈先生后来主编《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也吸收了汤先生道教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汤老未竟之志的继续。

　　综上可见，他对道藏的奠基性梳理，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不仅对于研究道藏，而且对佛藏和儒藏的整理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原题《汤用彤对〈道藏〉的整理与研究》，原载《中国道教》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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