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学苑：从儒学认识今人精神历史来由

栏目分类：国学资讯   发布日期：2016-07-16   浏览次数：次

　　习近平同志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今天，我们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把握儒学的发展历程和对今人精神的深刻影响。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主要代表

　　中国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有一个重要特色：保留了氏族血缘传统。它反映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理念。

　　公元前11世纪，在中国的渭水流域发展起来的周人灭掉殷商，建立周朝。周人提出“德”和“孝”的伦理观，作为当时礼、乐文明的核心理念。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鲁国为中心出现了私学学派——儒家和墨家。儒家开创者孔子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而这一时期出现的道家是兼采儒墨又批评儒墨，春秋末期的老子是道家最早的代表。

　　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有所发展，土地兼并和劳动力争夺相当激烈。在这样的社会变动中，一个叫“士”的阶层活跃起来。他们中有些人是从贵族中分化出来，有些人则出身于平民。“士”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学术活动。他们受到各诸侯国执政者的重视。这样的社会条件促进了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

　　最早用“家”来称呼一个学派学说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介绍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司马迁写的《史记》一书对孔子进行了高度评价，称他为“至圣”。司马迁笔下的孔子是一位对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圣者”，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史证明这个论断准确无误。

　　东汉时期的文献整理大家刘向、刘歆父子以及史学家班固认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学派有十家，除司马谈所讲的六家外，还有农家、杂家、纵横家，至于在街头巷尾说故事的“小说家”是否够格称为“家”，则有疑义。此外，还有兵家、医家。号称“百家”，是形容学派之多。这些学派都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儒家则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200多年才定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建立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是，秦王朝十几年就亡掉了。接着建立的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齐鲁文化等也逐渐汇合。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需要主流思想文化。此时，研究《春秋》的公羊学派经学大师董仲舒三次向汉武帝上书，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建元五年，即公元前136年，朝廷开设五经博士。随之而来的是，学习儒学成为当时教育文化的大事。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些专门传授儒家经典的名师。《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记载：有些经学大师授徒讲学，听者往往多至万人。由此可见，研究儒家经典在当时已蔚然成风。

　　在汉代，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理解上有所谓古文、今文之争，还受到所谓“谶纬”的影响。所谓“谶”，是以诡语托为天命的预言，有时附有图录，故又称为图谶。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托名孔子(实际上与孔子无关)，也是以诡语解经。

　　由于对儒家经典存在各种不同理解，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在京师洛阳白虎观举行了一次讨论儒学经义的会议，制定朝廷对经书的统一解释，史称白虎观会议，由汉章帝亲自裁决。会后史学家班固整理成书，即《白虎通》，也称《白虎通义》，它将儒学经义解说统一起来，以“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三纲”实际上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孔子没有这样说过)作为核心理念。此时距离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已有200多年。可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的经学，它为尊卑贵贱分野的封建社会政治关系找到一些平衡点。封建皇权统治以“三纲五常”为准绳，而民间亦以此作为维系社会关系包括宗法关系、人际关系等等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以及民间乡约村规、家训、家谱，都以“三纲五常”为准则，这使儒学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天宣传儒学，需要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三纲”是不可取的。

　　“新儒学”即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唐朝建立后，唐太宗因儒学经书章句注疏不同，命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全国。至唐代中期，《五经正义》影响逐渐减弱，主要不是此书的立论，而是由于时势造成，此时的统治阶层热衷于佛教和道教。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第二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唐朝安史之乱后，文人学士们在坚守儒学的同时，广泛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他们居庙堂之高讲修齐治平，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近世学者陈寅恪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

　　北宋时期，思想界崛起一代新儒生，他们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吕大临等，南宋时又有朱熹、杨万里、陈淳等。他们以传统的儒学作为思想的基本准则，吸取佛教、道教思想中的理论思维成果，创立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即理学。

　　北宋时有皇帝把《大学》《中庸》择出让臣下阅读并加以体会、发扬，认为这样才能振兴儒学。同时，宋代统治者也重视佛教经典，宋太祖开宝四年即公元971年，开始刻印《大藏经》。儒、佛、道会通融合，为理学奠基与创立准备了条件。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专门研究《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提炼出“天理”理念，形成宋代理学。至南宋时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以近40年时间撰《四书章句集注》，将三教(所谓“三教”是通常用法，儒是教化，而佛、道才是宗教)统一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里，影响了元、明、清三代。

　　这里不能不提到：“新儒学”构成较为复杂，以往对其中的“关学”学界关注较少。所谓“关学”，是指由北宋时张载在今陕西关中开创的理学学派。南宋学者吕本中最早提到“关学”这一概念。南宋朱熹、吕祖谦编选的《近思录》较早梳理了北宋理学发展的统绪，“关学”是作为理学的一支来介绍的。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将宋代理学概括为“濂洛关闽”四大派别。可见，“关学”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关学”没有中断过，完整地研究“关学”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儒学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刻影响

　　中国近代历史经历了百余年的民族危机与艰苦考验，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和宰割，但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吞并。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此重新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源于何处?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源泉。由此人们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安身立命之所。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从世界史可以看到，儒学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对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东亚国家来说是如此，对西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儒学对于我们的近邻韩国与日本文化的影响举世皆知，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不可否认。对西方社会来说，比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都受过儒学影响。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与儒学推崇备至，他认为在奉行儒学的中国社会中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政府只管社会的风化，却不会规定民间的宗教信仰。中国人用自身的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的事务，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狄德罗认为，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历史文化，在历史、艺术、智慧以及哲学趣味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其他民族。由此可见，儒学对于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是有贡献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反对“自然法仅仅来源于上帝的意志”，他注意到了中国的儒学，甚至认为朱熹的哲学与他的多元宇宙概念有很大的相似性。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儒学具有的入世、平实以及中庸的精神，是值得西方文化借鉴的重要品质。

　　为什么创立和发展于中国的儒学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这只有从儒学本身去找原因。

　　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之学中的儒学，归根到底不是神学，而是以“人”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以“人本”为经纬的政治伦理学说。儒学宣传如何做人，做有道德、有理想、有担当的“君子”;与人讲公正诚信，讲和睦友善，讲互相尊重，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人们只要努力修身和践行即可达到“成圣成贤”的目标。儒学本身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思想道德教化，它和宗教可以并存，能够吸取佛教、道教中的某些优秀思想，加以改造和转化(不是原封不动地搬来)，使自身更加丰厚。儒学是讲爱心的文化，从“亲亲”到“泛爱众而亲仁”。儒学探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简称“天人之学”，最高人生境界则是“天人合一”，这是中华古代农耕文化的折射，也包含有关注生态文明的因子。儒学为“君子”树立了认识论标准，这就是排除言行上的极端，遵循和践行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儒学讲“王道”，反对“霸道”，在社会观上倡导和平、和谐。儒学不是封闭的文化学说，它主张“和而不同”，倡导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儒学重视教育，相信人们经过教育和自身努力，都可以成才。儒学不是少数天才的文化，而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思想文化。对于儒学所蕴含的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思想文化遗产，我们要努力传承和发展，古为今用。

　　儒学也有它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在社会制度上，古代的儒学始终没有能够解决皇权体制的人治本质与制度规范的法治要求之间的矛盾。皇权只是把法制作为自己治民治吏的一种手段，自己则凌驾于法制之上。对于这一缺陷，中国历史上有些儒者也有过论述，但没有力量加以匡正。今天，对待儒学我们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

　　(作者为著名思想史家、西北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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