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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国哲学家·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栏目分类:国学资讯   发布日期:2016-07-18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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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一个在书斋和讲堂度过一生的哲学家,为什么在晚年还如此欣慰地忆起听到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天?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诸多亲历的苦难和辛酸,包含着对抗战胜利的殷切期盼,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张岱年始终把对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

  倡导勇猛宏毅的哲学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张岱年的哲学论文正是在国难深重的关头,把“求真之诚”与坚定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信念联系在一起。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保持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建构继往开来的哲学体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我们创造了崇高的伟大文明,我们从来有光辉的革命传统。我们的成就是人类的光荣,我们的努力将永久延续以至于无穷。我们的理想是世界大同,我们的愿望是永久和平。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道家养生网 www.daoy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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