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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杜甫热”
栏目分类:国学资讯   发布日期:2016-07-21   浏览次数:

  一部文学史,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部当代心灵史,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当代人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翻阅抗战时期报刊我们可以发现,杜甫和杜诗是当时大家讨论的文化热点。正如老舍1939年1月8日《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在内江沱江中学的讲话》所说:“我到了四川,家在河北,我们用什么来传达感情?自然就会想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十个字来。上面这两句把离家的情绪一切写在里面了……”(《老舍全集》第16卷)不仅是这两句诗,杜甫其人其诗都成为当时文学评论的重要对象。

  作为一个杜甫研究大家,冯至早年并不喜欢杜诗。但抗战时期奔波流离的生活改变了他的文学趣味。冯至说:“我个人在青年时期,并不了解杜甫,和他很疏远,后来在抗日战争流亡的岁月里才渐渐与他接近,那时我写过一首绝句:‘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句句真。不识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从此杜甫便成为我最爱戴的诗人之一,从他那里我吸取了许多精神上的营养。”(《祝〈草堂〉创刊并致一点希望》)不仅是冯至,动荡的时局和流离的生活使许多文化人容易与杜甫产生心灵的共鸣,许多人因而喜欢上了杜甫诗,在创作上也有不少人学习杜诗。萧涤非任西南联大教授,生活仍多艰难。他在自己的诗中写道:“伤心合在来时路,稚子娇妻又一方。”(《题峨眉山雷音寺居止》)真切地体会到杜甫当年因贫困分居的痛苦。1946年,抗战胜利后,萧涤非离开昆明抵家乡南昌,作《归抵南昌》一诗:“不图有命得还乡,老杜当年喜欲狂。”1937年钱钟书《读杜诗》:“漫将填壑怨儒冠,无事残年得饱餐。饿死万方今一概,杖藜何处过苏端。”身处乱世,与杜甫心境时有契合会心之处。

  离乱的抗战时期,经历生与死、荣与辱、血与肉的考验,人们与杜甫异代而心通。杜诗的内容写的好像就是当下的现实,一样的时代,一样的离乱,一样的痛苦,一样的呼唤,杜甫成了抗战时期广大民众的代言人。冯至《杜甫和我们的时代》就说从杜诗里读出了时代的声音:“从‘生还今日事,问到暂时人’的诗句中读出的是‘流亡者的心境’,从《悲陈陶》《悲青板》《春望》等作品中读出的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异代而心通,是战乱的时代把冯至和杜甫连在了一起,品读杜诗,冯至读出了时代的痛楚和人民的呼声。刘大杰的传世名著《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抗战期间在上海写成的。对于杜甫诗的思想内容,刘大杰说:“他能用他的理智,去细细地观察人生社会的实况,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去体会旁人的苦乐。”认为杜甫是“全民众全社会的代言人”。战乱时期,尤其需要通俗浅易的白话诗,所以刘大杰主张民歌式的乐府诗,要求诗人做平民诗人,在他看来,杜诗语言就有这一特质。1944年,历史学家翦伯赞作有《杜甫研究》一文,认为杜甫是“为贫苦大众,为变局的时代而哭叫”。翦伯赞从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杜诗,充分肯定其写实性。对于这一点,有不少学者有同感。1935年钱钟书《秣陵杂诗》:“非古非今即事诗,杜陵语直道当时。”也是点出杜诗的写实特点。

  (作者吴中胜,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

来源中国道家养生网 www.daoy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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