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化书像注》：儒道融合的劝善书

栏目分类：武当传说   发布日期：2017-04-23   浏览次数：次

《文昌化书像注》插图

南宋蜀中道士刘安胜通过《文昌大洞经》，首次将作为人物神的张亚子与作为自然神的文昌星附会合一，并以文昌神降笔的口吻，构建了引人入胜的文昌神降世故事。此后，文昌神的人格化形象开始固定下来，并深入人心。元代朝廷敕封文昌神帝君号，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从南宋起，经过蜀地一代代文人信士不遗余力地宣扬推广，文昌神走出了巴蜀一隅，成为我国道教神仙谱系中最著名的神灵之一。晚明至清时期大量流传的文昌帝君劝人为善的故事，通过诸多文学作品广泛传播，帝君慈善爱民、可亲可敬的形象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实际上，清代的文昌帝君已经不仅仅为道教神灵，而是呈现有多种身份，体现着儒家知识精英的思想意识。

自宋代以来，儒家文化早已在很大程度上积累了对道、佛二教及民间信仰的容纳性。很多身为儒家文化精英的人，也同时是佛、道二教及民间信仰的倡行者。至明清时期，乡里社会的儒士精英为改良基层社会氛围，编制出了大量以儒释道及民间信仰中的人物为故事主人公的劝善书。无论是官员缙绅，还是普通平民，都崇尚刻印善书、奉行善书的行为。善书种类繁多，而由信众托名文昌神降笔，以文昌神自己口吻而作的劝善书——《文昌化书》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

《道藏提要》认为《文昌化书》成于元末，宁俊伟先生对化书内容进行考证，认为其前73化在北宋就已经形成，后面的内容则是在南宋附加的，元代又经过修订整编而成。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南明隆武元年的版本。明万历二十九年版本的《文昌化书》，共97化，每化8句，每句7字，以骈文的形式写成。行文简单，读起来朗朗上口，但也因过于追求文韵而没有使故事情节铺展开来，不够生动。对于生活在乡里社会，识字不多、理解能力不足的普通民众而言，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劝导他们更是困难。于是，中晚明出现了一种新的文昌劝善书版本，即加注、配图、加按语版的文昌化书，并且这种版式一直盛行至清代，《文昌化书像注》即是其中之一。

南开大学古籍图书馆收藏的道教文献《文昌化书像注》，是一部珍贵的清代文昌劝善书。该书为道光三年苏州府常州大收藏家顾沅刊刻本，共一函四册，前两册分别命为元册、亨册，后两册则命为贞册。（按道教习惯，后两册似应为贞册和利册，疑为书的制作者失误。）是书元册收录了《清河内传》和《灵应大帝化书事实》，分别以第一人称口吻和第三人称口吻论述了文昌神的身世及他的家庭成员等的诞辰日，还有神灵封号等。书的主体部分为总计97则文昌神幻化故事，除此之外，还辑入了《阴骘文》、《太上感应篇》等数种道教劝善书，可以说是清代劝善书的合集。

文昌帝君画像

《文昌化书像注》由4部分组成，即：化书原文、针对每一化的注解、对应每一化原文和注解的案语，及案语的配图。文、注、案、图之间是依次联系、衍生的关系，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案和图，每一案和每一图都是一个完整生动的故事。书的特色也正如其名，图文并茂，每一则故事均配有相应的图画，还配有详细的注释，使原本较为晦涩的经文，在注解中以生动流畅的故事解释开来，加以更为形象化的解释。这种做法有利于文昌神的故事在乡村社会中传播，一些文化知识修养不高、甚至目不识丁的布衣平民，也可以无障碍地理解故事，从而发挥故事最大限度的社会教化作用。这些故事多依附于历史典故之中，所记的许多重大历史典故，均有帝君参与其中，而典故的传主往往被描述成文昌神的化身。

如卷四记，建兴末年，帝君化身跨骡入西凉的儒士谢艾，并成为凉王张轨的主簿，为其出谋划策，打败了残酷嗜杀的后赵暴君石虎。卷五又记，帝君辞别张轨后，往关中与姚苌为友，约定“苟富贵勿相忘”，后来姚苌来蜀，帝君以可招千万神兵的铁如意助其登基为帝。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也被写为帝君或其子女的化身。虽然这些历史典故多发生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地区，彼此之间毫不相干，但是书的作者却能很好地顺着历史的推进，使帝君的身份不断变化，丝毫没有拼凑感地将各个故事有机地连接起来。

是书所描绘的文昌帝君的形象有多种，除了作为朝中大臣、军中谋士之外，帝君还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高人隐士。如卷二中，帝君听闻“西方之国，有圣人……以慈悲为主，以方便为门，以斋戒为常，以寂灭为乐，视死生如朝暮”。他对佛教息心养性、慈悲为怀的处世观十分欣赏，所以一度醉心佛法之中。帝君也为洞庭湖君山的美景所吸引，在四时可爱的湖光山色之中，他吟风弄月，流连忘返，既似多情的青年才俊，又似经纶满腹、寄情山水的中年文士。

帝君还是一位关心世俗、关爱生命的慈善大士。《文昌化书像注》卷四中，提到天下多遗骸暴露，甚至有父母而不知葬，毫无恻隐之心，更何况对待他人。“予游神查访，深为惕然，适奉玉敕修司焉，予力为开诱，凡暴露而得埋葬者甚众。”他劝导地方富有的缙绅世家，多行善事，为疫病者施药，为饥饿者赠食，为亡逝者施棺。他还告诫人们，不要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等。体现了关爱万物，珍视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灵，不罔夺它们的生命，不破坏它们生存环境的善生理念。

帝君在经世济民、教民化俗方面很有深谋远虑，如他觐见玉帝时，见到天下诸神纷纷向玉帝揭发人间的种种恶行。帝君分析人间太古之风之所以沦丧，恶行之所以渐多，根本原因在于物资匮乏，而物资匮乏则在于人们不知预先积攒足够的物资以为应对大灾之准备。故而，他认为惟有广行社仓一事，可以拯救贫弱，消弭混乱。其法，“以上中下为率，随丰俭率具义钱，轮次掌之，遇物贱时籴之，贵时粜之，收其本钱，勿计其利，自乡行之镇，自镇行之县，自县行之州”，如此则余缺互济，天下不会因饥荒生乱，可达国泰民安的治世。这实际上是对南宋理学家朱熹社仓思想的阐述。

而帝君辞官归故里后，见有贫疾不能振者，遂在基层乡里社会积极倡行设置义庄，以为救济族人邻里之资本。他认为宗人本是一根生，一个大家族各家经营状况肯定不会一样，不能以贫富决定他在族里地位的重轻，钱足粮多当毫不吝啬地接济同族；亲戚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朋友之间的情义关系的真假，都只有在他们落难之时伸出的援手上看清。社会贤达尤其有责任起表率作用，这样其他宗族会闻风相效。明清时期的江南乡里社会，是一个宗族组织发达并与基层里甲一体化的血缘关系型地域社会，宗族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不仅可以培植浓郁的亲情乡谊，而且还可以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帝君倡导义庄之内，凡贫者周济之，病者医药之，男女成长者婚嫁之，子弟俊秀者教养之的做法，对增强个体家庭对天灾人祸的免疫性，和谐乡里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意义至关重要。这样的做法其他宗族也会纷纷效仿，从而使义庄大量涌现，社会习俗渐得改善。这实际上是对北宋范仲淹在苏州设置范氏义庄举措的发扬。

明中后期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奢靡之风，使相当多的读书人为美色铜臭而遗弃儒家伦德，帝君对此忧心忡忡，他常以科考来警示士人注意修德重道。文昌帝君以儒家孔孟伊周之学，道德仁义之教，综和以佛道之灵通培育民风。文昌神将士子的科考设为四科九等，一个人平素的品行表现将会在他或他的家人参加科举时，在文昌神的举子桂籍簿中体现出来。他也会通过托梦、谶书给有过错的人以提醒，使他们及时幡然醒悟。世间的文武医卜、士农工商，乃至任何一民一物的荣贵，都隶属于帝君的造化。

从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作为道教神灵的文昌帝君，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儒者的化身。儒道融合，在这一部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儒家文化的精英们也意识到一人之力的有限性，他们倡导刊扬善书，并将这些善书赠之亲朋好友，甚至素不相识的人，从而使更多的人接触和遵循善书。他们认为善书多，则善人愈多，善人多则善事多，因此刊刻善书本身就是功德无量的事。与儒家教化途径不同的是，善书借助的神仙故事，以出世的彼岸世界奖惩为诱导，而儒家伦理则是以入世的此岸世界为督导。但双方却有相同之处，即善书借助神仙故事所宣扬朴素的真善美思想，与儒家伦理所讲求的礼义廉耻、忠信孝悌观念是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的。现世的种种疑惑有时难以用现世的知识和经验去消释，信仰世界中强大的困惑解释功能，和无可替代的心灵慰藉功能，足可以弥补现世的不足。很显然，信仰中的劝善思想不仅与儒家文化殊途同归，而且还可补后者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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