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迷恋道教 寄国之希望于绘画创作

栏目分类：武当传说   发布日期：2017-04-25   浏览次数：次

宋徽宗赵佶的统治思想是以儒家为表、道教为本，他尊崇道家的谶语、听信乱臣的谗言。他一生都沉溺于掌管宫廷各类艺事，并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书画创作上。他的绘画，有一些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有一些是以艺术手段进行政治祈祷，这必然与宗教发生了联系。

宋徽宗赵佶

赵佶（1082－1135年）出生于元丰五年的宋宫里，其生日正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其母在怀他之前，其父神宗曾去秘书省赏阅南唐李后主的肖像，生赵佶时，神宗又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谒，使后来的宋徽宗“文彩风流，过李主百倍”。这虽然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但却暗示了赵佶的命运与李煜何其相似。《宋史》贬斥他为人“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为政“怠弃国政，日行无稽”，为艺“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从政治到艺术，给予彻底否定。事实上，宋徽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一积极的一面是客观地推动了宋代宫廷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这时的宫廷绘画获得了空前的业绩。宋徽宗重在管理宫廷文化机构而忽略掌管国家社稷，以宫廷艺术的进展代替民族兴旺，“文治”的极端化必然会出现弊端，即“艺治”削弱了政治。

崇道抑佛 无心政治 寄国之希望于艺术创作

徽宗登基伊始，在物质享受方面，找到了“丰亨豫大”的理论，曲意引用《周易》之句“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兼必豫”，鼓吹当今已是太平盛世，君王应心安理得地尽情享受天地物华。他采取崇道抑佛的国策，特别是在政和末至宣和初，他听信林灵素妖言，诋毁佛教，“将佛刹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赵佶深信崇仰道教将会给国运带来转机，他常常身着紫道袍，被奉为“教主道君皇帝”和“道君太上皇帝”。他编撰道教历史书籍，如一部《仙史》收录五万名道，刘混康、王老志、林灵素等道士相继受到他的恩宠。他的治国之策大多来自于妖道们的呓语和妄言，如政和七年，一位道士向他献计：将宫墙外东北部的地面增高，必有多子之福。于是，赵佶在那里堆成一座万岁山，完全按照道教八卦所列的艮方叠土数仞而成，故更名艮岳，耗时六年之久，靡费国资不计其数。艮岳占地方圆十余里，其间除营建了许多亭台楼阁之外，还命童贯、朱勔等奸佞之臣操办花石纲。除此之外，他还营造、修建了规模与之相当的延福宫、宝真宫、龙德宫、九成宫和五岳观等道教宫观，用石累以万计。这些巨大的营造工程为宋徽宗提供了行乐、赏玩和搜寻创作灵感的场所。

徽宗的大部分“政绩”就是他精心绘制的诸多祥禽瑞草。徽宗在赐宴时，常常向群臣宣示新作，昭示国运将临。在徽宗看来，描绘祥瑞之物的工笔花鸟画不但是艺术创作，而且是祈祷国家和民族福祉的独特形式，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对此，他迷信至极。他要在大自然中发现那些预示国家运兆的祥禽瑞草，并把他们图绘下来，集腋成裘，永世珍藏，如端门上空的白鹤、玲珑石上的瑞草、芙蓉枝头的锦鸡、杏花枝上的鹦鹉等等。这些使徽宗和臣子们沉浸在这些繁花似锦的“国运”幻境里而贻误了多少战机！

徽宗艺术观念之集中体现：《宣和画谱》

徽宗是一个具有一定创意的师古主义者，他的艺术观念统治了北宋后期的宫廷画坛，影响了八百多年的花鸟画写实手法，其绘画观念集中在《宣和画谱》中。他认为构思要能够引起观者的遐想，余韵无限，强调绘画传自然之神。他对艺匠的绘画要求是写实至真、细节毕肖，对宗室成员的绘画则更加注重笔墨意趣。他将道释绘画尊为十门之首，尤其是在《宣和画谱》里将道教绘画排在佛教绘画之前。他认为，有志于“道”者，不能忘却“游于艺”，但《宣和画谱》著录最多的是花鸟画，录有2786幅花鸟画轴，为各画科之冠。画谱中洋溢着作者对花鸟画的极度热情，把花鸟作为天地之间的精粹，称赞花鸟画有着“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的特殊功用，“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徽宗的花鸟画，可称之为“仙境绘画”，如他在政和初期，完成了巨幅宏制《筠庄纵鹤图》，画了二十只仙禽，邓椿评赏它们“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惊露舞凤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缣素之上，各极其妙，而莫有同者焉”。寥寥数语，如观其画。

徽宗代表作之《筠庄纵鹤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工笔画“富贵” 水墨画“自然”

《宣和画谱》有云：“祖宗以来，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筌父子笔法为程式，自（崔）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其“变”，就是“能变世俗之气所谓院体者，而素为院体之人，亦因元瑜革取故态，稍稍放笔墨以出胸臆，画手指盛，追踪前辈，盖元瑜之力也！”黄筌、黄居寀父子以华贵富丽之色精心描绘了皇苑里珍禽异兽的静穆之态，传人不绝。吴元瑜与其师崔白一举打破黄家父子垄断了宫廷花鸟画达一百多年的统治地位，以十分自然淳朴的笔墨描绘了诸种动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动植物的野情野趣等，同时还保留了“黄家富贵”的气息，特别是将黄家父子笔下孤立的个体动物变成了互有关联的生命群体。如崔白的《寒雀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双喜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就是最生动的例子。在这方面，徽宗的工笔设色画注重保持“黄家富贵”的绘画特性，其水墨画承接了崔白注重表现自然情趣的创作轨迹。

崔白《寒雀图卷》

《宣和睿览册》与徽宗真迹

宋徽宗一生书画作品十分丰富，他主要擅长画花竹、翎毛，偶作山水，兼作界画，他对绘画的兴趣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继承了其师吴元瑜、师祖崔白等名匠注重生活情韵、艺术风韵的创作思路，以其纤巧工致、典雅绮丽的画风，创立了“宣和体”。他相信征兆国运的祥瑞之物能够给他的政治统治带来祥运。《宣和睿览册》囊括了各种祥瑞之物，累计千册，每册十五开，共有一万五千幅图，体现了他在艺术创作上追求“丰亨豫大”的审美效果，是一部佐有诗书文的大型集册。《宣和睿览册》的一万五千幅图多数为工笔画，这相当于几十位专职画家一生之作的总和，就宋徽宗个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一人为之的。徽宗常延请宫廷画家为之代笔，数量极大。

关于哪些是宋徽宗的真迹，鉴定界历来有两种观点：其一，以名款为鉴定标尺，即凡宋徽宗书有瘦金体“御制御画并书”，还有“天下一人”花押及“御书和双龙印玺者，便是徽宗真迹，“御制”是特指画中的诗是徽宗作的；其二，以书画风格为据，重在其书画艺术的本身，名款只是作为鉴定真伪的依据之一。宋徽宗存世真品至少有八件，其中七件为花鸟画，另有一件尚有争议的山水画《雪江归棹图》。他的花鸟画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工笔写实，有三件，即《祥龙石图》、《瑞鹤图》、《五色鹦鹉图》；其二是墨笔写意，有四件，即《写生珍禽图》、《四禽图》、《池塘秋晚图》、《柳鸦芦雁图》“柳鸦”段。

徽宗代表作之《五色鸳鸯图》

徽宗认可的一些御题画

此外，还有一些被宋徽宗认可的北宋绘画即“御题画”，工笔类如《竹禽图》卷（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听琴图轴》、《芙蓉锦鸡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蜡梅双禽图》页（四川省博物馆藏）、《香梅山白头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墨笔写意类如《枇杷山鸟图》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鸜鹆图轴》（南京博物院藏）等，均获得了徽宗的认可。另一类与徽宗的写实画风相仿的工笔画，但造型有异，如《桃鸠图》页（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红蓼白鹅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水仙鹌鹑图》页（日本私家藏）等均属于徽宗推崇的写实画风。

宋高宗收藏补救历代书画 十分珍重徽宗画迹

南宋初期，宋高宗自建元起就非常注重收藏散落在民间的历代书画，特别是徽宗所藏历代法书名画的下落，据吏部侍郎杨王休在庆元五年所著《南宋馆阁续录》卷三载，当时已汇集了一千余幅历代绘画，达到了南宋书画收藏之盛。高宗在绍兴年间鉴定、装裱了一批书画，元代周密《齐东野语》、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三《书画装裱》和周密《思陵书画记》记述了高宗收藏的十余件晋唐宋书画的装裱形式。与徽宗不同的是，高宗不直接介入书画鉴定，延请他人定夺，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其装裱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仪式。”即便是徽宗御笔，也不例外，徽宗有数件花鸟画就是这样被裁去了徽宗的题识和印玺。这是“绍兴裱”令人遗憾之处，客观上给今人鉴定徽宗书画制造了许多麻烦。高宗在晚年十分珍重徽宗的画迹，“睿思殿有徽祖御画扇，绘事特为卓绝”，高宗“时持玩流涕，以起羹墙之悲”。但为时已晚，许多徽宗御笔的题字处已被破坏了。到了元代，画商们补上徽宗的伪款、印，以求善价。

徽宗代表作之《写生珍禽图》

北宋灭亡 徽宗停止绘画 写诗寄心怀

1127年，北宋灭亡，赵佶连同宋廷的三千亲属、仆从和艺匠被金军押赴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直到此时，他依旧是道袍裹身，头戴逍遥巾，自称是“流道”。他几乎停止了此类绘画活动，只是书写一些他的自作诗，致力于寻求被释放的兆头。在万里北行的途中，赵佶又一次见到了烂漫的杏花，他百感交集，写下了《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赵佶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两年后，安问使何藓等还朝，南宋的高宗才得到父皇的死讯。无情的历史没有使这只“五色鹦鹉”给北宋带来吉兆，更何况徽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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