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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城市观:重会聚反过度扩张
栏目分类:武当传说   发布日期:2017-04-26   浏览次数:

道教城市观:重会聚反过度扩张

道教的“城市”思想重在聚落发展的人文关照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荟萃着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艾丹·索撒尔在《城市理论与中国城市》中说,中国具有“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大的未曾中断的城市文化传统”。而中国古代道教的城市观,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化传统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道教城市思想源自道家

道教关于“城市”的思想,源自于先秦的道家。

在中国古代思想境域中,“道”不仅是一个普遍的宇宙论和生命本质概念,而且是一个伦理或社会学范畴。从社会伦理角度来说,“道”所指的是一种基源性的社会聚合力或向心力。而作为表达社会聚合力的共识性范畴,“道”也就成为古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概念化表征。

《管子》说:“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明确把“道”规定为社会聚合生成的根本原则。唐代尹知章在解释“会民所聚”的时候说:“聚,谓众适宜也。能令众宜,道之谓也。”把“道”直接解释为“聚民”。而“会民所聚曰道”,意思就是说:领导者顺从民心,公正而合理地安排人群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使大家安居乐业,便可聚集成一个和谐的社会群体。

把“道”作为社会聚合生成的根本原则,表明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萌发了以“道”为理念的城市化生存意识。《管子·治国》中具体说明了古代中国城市文明的历史生成逻辑:“舜非严刑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这段话内含的意义在于:舜实施“无为”之道,因而人民皆主动地归附于他,并聚居在一起。于是,人们的聚落方式,逐渐从荒野部落走向了筑城而居,进而建立起规模更大的城市或城邦,并最终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的国家。

而先秦老庄所论之“道”,也包含着对城市聚落发展的人文关照。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指通过实施“道”,使民众聚而居之,便可建立恢弘和谐的城市或国家。

后来道教继承了这种对于“城市”看法。道教经典《太平经》中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城市聚落概念——“都市”。《太平经》说,都市为“天下所以共致聚人处也”,乃“作道治”的结果:“作道治,正当如天行。不与人相应,皆为逆天道。比若东海居下而好水,百川皆归之。”这里所谓的“作道治”,实质上就是构筑古代中国城市文明的“会民所聚”之道。

道教城市观:重会聚反过度扩张

《清明上河图》(局部)宋代 张择端

道教城市观重经济伦理

作为汇聚财富和商品交易场所的“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对于道教来说,尽管在个体生活上提倡克制欲望、节俭消费,但并没有刻意抵制社会整体的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经济伦理的“道”,又成为一种驱动社会财富增长、实施财富合理流通和分配的内在精神力量。

在先秦道家思想家看来,城市的核心经济功能在于积聚财富、促进流通,以保障民生富足和安定。例如,《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即强调实施“无为”之治,因循民众趋利天性,鼓励城市化的商业流通活动,以增进社会财富积累。

而道教经典《太平经》,对城市的经济功能作了更全面的总结:“非若市,但可聚财处也。”进而把城市规定为“万物积聚,各资所有,往可求者”的经济功能体:一方面,城市是社会财富的汇聚处;另一方面,城市同时具有“有财相通”的功能。也就是说,促进财物的流通互用,保障社会和谐,是城市的主要社会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经典中常常闪耀着一种强烈的城市工艺文明精神。例如,《太平经》说“天地为万物之庐,贤人为万物工匠”,鼓励各种工艺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因此,古代道教重视“工师”,如卜工、医工、刺工、盐工的社会功能,认为“尽诸工巧师”乃城市所不可或缺的实践精神。《太平广记》记载,正一道创立者张道陵曾在陵州(今四川仁寿)开凿盐井,置灶煮盐,所得收入“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由张道陵最早开发的井盐业,对古代陵州的经济和城市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相应,在经济模式构成方面,道教特别注重城市职业分工与合作的统一关系。《太平经》中说:“惟人居世之间,各有所宜,各有所成。各不夺其愿,随其所便安,自在所喜。商贾佃作,或欲为吏,及所医巫工师,各令得成,道皆有成,以给民可用。”这里并没有特别突出农业的本位性,而是对商业、手工业、医疗乃至宗教服务业等,一律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明确肯定各种职业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其中对工商业的重视和关注,充分反映了道教对城市化经济结构的伦理认同。

道教城市观:重会聚反过度扩张

交通拥堵的北京晚高峰

反对城市的过度扩张

道教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城市的过度扩展也可能会带来人性异化、道德衰败,以及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淮南子·本经训》对此有严厉的批评:“高筑城郭,设树险阻,崇台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穷要妙之望。魏阙之高,上际青云,大厦曾加,拟于昆仑,修为墙垣,甬道相连,残高增下,积土为山,接径历远,直道夷险,终日驰鹜,而无迹蹈之患,此遁于土也。”而《太平经》中,更是对城市商业化引发人们的贪欲膨胀和道德堕落,有深刻之论:“夫市,亦五方流聚而相贾利,致盗贼狡猾之属,皆起于市。”

不过,道教思想家批评城市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决非从根本上否定城市的文明价值和伦理合法性。恰恰相反,他们是基于城市人文环境的特殊性,理性地要求提升对城市社区的道德建设及管理水平,使其更符合人性和生命价值需求。这种思想,早在庄子那里就有论述。庄子赞美古公亶父因“尊生”而聚民筑城:“夫大王亶父,可望能尊生矣。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充分反映一种追求生命本真价值的城市伦理取向。

而《太平经》更明确提出,“都市”不仅是物质财富的聚集和流通场所,而更应该是“聚道与德、仁与贤渘”的人类道德治化和文明提升的境域:“欲与国千斤金,不若与一要言,以致治太平,除灾安天下。古者帝王未尝患财货,乃患贫于士,愁大贤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称皇天之心。”言下之意,招引道德高尚、有才能的贤人来管理城市和治理天下,是比积聚物质财富、修筑城墙等更为紧要、关键的问题。一个城市或国家如果只知道“聚珍宝财货”,而不推重“贤明者”实施教化治理,则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所以《太平经》中说:“金城九重,不如事一大贤也。”

来源中国道家养生网 www.daoy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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