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节欲观的现实意义

栏目分类：国学资讯   发布日期：2016-07-19   浏览次数：次

　　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及“利”与“义”。“利”即个人利益，可视为人性对私欲的追求;“义”即社会道义，可视为礼德对私欲的克制。孔子主张人们在追求私欲满足的时候，要坚持“义”对于欲望的导向，将社会道义作为社会行为的准绳，提倡“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孔子将是否按照“义”即社会道义行事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标准，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一般的人只知晓自己的利益，君子除了知晓自己的利益外，还知晓社会的道义。如果放任一己私欲，就会导致不良后果，“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当欲望与道义发生冲突时，应“以义制利”，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为了不违背仁道而牺牲自己的生存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微子因纣王无道而出走，箕子因此被贬为奴隶，比干因劝谏而被处死，三人皆为了心中的仁道，舍弃了趋利避害的私欲，故孔子称其为“殷有仁”(《论语·微子》)。

　　孔子作为古老中国的精神领袖与思想圣人，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与血脉，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节欲观已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走向是一种内敛的发展方式。然而，孔子虽为儒家的创始人，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儒家文化与孔子的思想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为儒家文化经过朝朝代代的变更，已与孔子原初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出入。就人欲观为例，儒家的人欲观大体经过三个时期：先秦两汉中国本土原生的节制欲望的时期、隋唐宋明受佛教禁欲观影响的禁锢欲望的时期、明清近现代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解放欲望的时期，三个时期的分野很大，而许多学者却将三者混为一谈，动辄将孔子贬为反人性灭人欲极端禁欲主义的始作俑者，将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的罪责统统归咎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身上，甚至宣称中国的发展与富强必须拿孔儒传统思想来祭旗。孰不知这种禁欲主义恰恰是与孔子节欲思想的初衷相违悖的。

　　著名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曾在他的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写道：东方是物质之劫，西方是欲望之劫。意思是说，东方欠发达社会的弊病在于物质的匮乏，而西方发达社会的弊病在于欲望的膨胀。我认为这一论断是非常深刻而中肯的。当然东方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东方社会也有富裕的国家。而东方社会中较为贫穷的国家绝大部分是受到了宗教禁欲主义思想的浸染，属于佛教及伊斯兰教文化圈的国家自不必多说，中国自明代以后的衰落也很难与吸纳了印度佛学禁欲主义的宋明理学脱离干系。这种对物欲的进行遏止的态度决定了这些国家物质文明的落后。而西方社会则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由基督教的禁欲观转变为对享乐与物欲的崇拜，主张用人性来反对神性，人性就是欲望的化身，人生的目的就是对欲望的充分满足。这种对欲望进行放任的态度一方面使得西方社会物质文明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必然导致了物欲横流的可怕处境。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由欲望主宰生活的时代，新欲望产生的速度几乎与旧欲望得到满足的速度一样快甚至更快。对物的疯狂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对性的无度追逐导致感情的危机以及家庭的解体。如果任由这一纵欲的状况持续下去，人们将深陷欲望的泥潭不能自拔，人类的家园将毁灭在自己的手上。

　　其实，欲望自身并没有过错，合理的满足一些基本欲望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灭人欲”的的极端做法是不人道的。然而，深藏于人内心的欲望却是没有止境、无限膨胀的，旧的欲望满足后，自然会产生新的欲望，新的欲望满足后，又滋生出更新的欲望，欲望的满足很难有尽头。德国的哲人叔本华曾把欲望形象地比喻为一个永远饥馋、永不饱和的“胃”，或是一个永远张开的巨兽之口。因此，如不对这种欲望进行节制，人类终将会葬生于欲海之中。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无度的欲望却无异于饮鸩止渴。历史与事实告诉我们，纵欲与禁欲都不能使社会生态得到良性的发展。对于生态而言，禁欲导致蛮荒，纵欲导致废墟，只有节欲才能造就家园;对于经济而言，禁欲导致贫穷，纵欲导致奢靡，只有节欲才能造就可持续的富足;对于精神而言，禁欲导致窒息，纵欲导致淫乱，只有节欲才能造就健全的心态。可见，针对于当今社会人欲泛滥、挥霍无度的现状，节欲观是根治其不合理欲望膨胀弊病的一味良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节欲观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主张在21世纪再度发扬孔子的价值与智慧，用孔子的节欲思想扼制当今社会泛滥失控的欲望支流，节制人类自身不断膨胀的不合理欲望，使欲望的产生和实现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自觉控制和调节“欲望——满足欲望——滋生新的欲望……”的欲望链条上升的节奏，从而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得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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