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在图像中的故事不能成为永远的秘密

栏目分类：武当传说   发布日期：2017-04-26   浏览次数：次

有着几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国文明脉络中，除了洋洋大观的经、史、子、集，还有一个曾经遍布高堂陋舍的图像传承系统。比如各种日用装饰器皿上的人物故事画，蕴含着丰富的含意，凝结了前人宝贵的生活经验。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千百年来被掌握着话语权然而崇尚文人画的士大夫们视作“下里巴人”，这一符号系统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式微而碎成了破损不堪的残片。以致人们看到拜月的少女，总以为就是《西厢记》里的莺莺；遇到拦马的高士，便一口咬定那是伯夷、叔齐；崇尚佛、道、儒“三教合一”、推动建立和谐社会的图示被说成文人“玩世不恭”、“对酒当歌”、“逃避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的写照。祖先留下的生动图像就这样被现代人粗暴地肢解，载道的寓意被从引人入胜的画面中生生剥离。

一、绘画上的和谐图像

中华文化中历来就有“殊途同归”的思想。《周易·系辞下》就说过：“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佛教在东汉初期开始进入中国，西汉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佛教的传入也刺激了本土道教的建立和发展。隋唐以来，儒、道、佛“三教合一”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在帮助中国这个“超大社会”的持续发展中起了显著的作用。

《三教图》

作为这种观念形态的折射，中国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不同宗教创始人同图的儒、道、佛《三教圣像》。比如，河南少林寺里现今还存有立于金代的《三教圣像碑》。除了三位教主正式的正面像，还衍生出各种其他以至于“戏说”的版本，迄今尚能见到几大类。比如，释迦、老子、孔子三人可以在一起正襟危坐，如明代画家丁云鹏的《三教图》。团聚的也可以不是“三圣”，而是着儒、道、释冠服而又身份不明的三人，如梁楷所画《三高游赏图》。着儒、道、释冠服的“三教”代表可以坐在棋盘旁，如在辽代壁画、金代瓷枕上出现的：道家扎小巾、释家剃度光头、儒家代表则头戴长平脚或“八字形”幞头。《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载一青花山水人物纹棋子罐, 将其纹饰定为《四皓图》。后出的《清顺治康熙朝青花瓷》则把同一棋子罐上的图饰描写为 “山间四个高士围坐在一起，全神贯注地下围棋”。

将此画放到“三教”图像传统中，画意就豁然开朗了：他们并不是什么普通的“高士”，其中三人清楚地饰有“三教”各自的标志：儒家东坡巾、道家小巾、释家贴头皮螺发。至于第四个戴小巾的人物极可能是画匠将“三教”人物同秦末遗民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四皓”图像传统混淆的后果。

着儒、道、释冠服的“三教”代表也可以是托名历史人物，置身“关公战秦琼”式的故事中，如宋人陈舜俞《庐山记》所载的“虎溪三笑”故事后来成了广为流传《虎溪三笑图》。故事把并非都是同时代的陶渊明、陆修静和慧远硬扯到了一起。传说庐山东林寺主持慧远平日送客不过虎溪，然而在一次欢聚后和陶、陆二人告别时，谈兴未尽，不知不觉就过了虎溪，守山虎大吼，三人惊觉，不禁会心大笑。在南宋佚名院画上，三人秋野话别，刚跨过板桥，执手仰头大笑，肢体语言极其夸张，一反在《三教图》、《对弈图》中常见的“三教”教主、代表的静默庄重。

二、瓷器上的和谐图像

早在1984年，耿宝昌先生就在《明清瓷器鉴定·明代部分》中向世人强调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净水碗作为崇祯瓷标准器的重要性。耿先生当时可能无暇详细叙述碗腹所绘纹饰出典，仅顺便指出： “上面画有山石芭蕉和人物太阳。”然而，到了《中国陶瓷全集·十二卷》明代分册上卷中，耿先生的话被误读了，净水碗上的纹饰被说成“绘山石芭蕉和人物太阳等，寓意指日高升”。而耿先生原话并非确指净水碗上的纹饰寓意为“指日高升”。

可能是由于《中国陶瓷全集》的权威性，《江西元明青花瓷》的作者在描述一只崇祯十二年制的青花小罐时写道: “官员在部将家仆随侍下乘马赴任，其妻抱子相送，伴以山石草树及太阳，似寓指日高升之意。”同《中国陶瓷全集》的释文一脉相承，完全不顾罐面上那个小圆日画在那妇人的脑后，只作点缀。况且，那夫人驾着云从天而降，怎么会是普通官员的妻儿呢？

净水碗

净水碗上到底绘的是什么图饰

那么，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净水碗上到底绘的是什么图饰呢？该碗外侧绘华盖下一官人在与一僧一道对话。僧道二人均躬身跣足，装束邋遢，模样奇诡。僧人光头阔脸、寸头短髭、袒衣赤膊，两眼白多于黑。道人蓄山羊胡，疯癫得连手中拂尘也把握不住，掉到了地上。其实，此三人形象大有来历，是唐宋以降广为流传的儒、道、佛三教合流图解的又一变体。同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明代传奇《昙花记》第五出《郊游点化》的插图相比较，即可知此画面实为该场戏的广告画。两图皆突出了一对疯疯癫癫的方外释、道人士面对一饱读诗书、功成名就的官人。

《昙花记》为明末才子屠隆于1598年所作，该剧《凡例》开宗明义：“此记广谭三教，极陈因果，专为劝化世人” 。剧中，屠隆杜撰了个唐朝显贵木清泰，百战功成，万事如意。一日，他载酒驮乐，与妻妾连袂出郭寻春。途中，“西天祖师”宾头卢和“蓬莱仙客”山玄卿以醉僧疯道形象出现，挡住木清泰的去路。他俩奉佛祖释迦如来和道祖太上老君之命，唯恐木清泰在朝欢暮宴中“秪贪后福，遂昧前因”，专程来点化他。一开始木大人恃才傲物：“我荡寇立功，取黄金印如斗大，悬之肘后，好不威风也。”身为十八罗汉之一的宾头卢开导他：“只道是富贵黄金铸得牢，又谁知一旦抛。须臾少壮成衰老，身子裹紫绶虽堪贵，头儿上白发不曾饶。今古价有谁逃？！”一席话说得木清泰幡然醒悟，遂割爱辞荣，离家访道寻佛，终成正果。届时，离宅时所植一枝无根昙花绽放花朵，向家人喜报福音。全剧结于阖家共证菩提，飞升入佛国。屠隆指望以其剧作投世人所好，“以传奇语传佛理”，让观众在观戏时即“开心胸”而“拍手大悟”，甚至未离场就“跏趺脱化”。

三、这些图像延伸开去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净水碗原由一位信士为萧公顺天王御前供奉所定烧。有趣的是，他置云龙、八仙、十八罗汉等常见传统供器纹饰于不顾，而挑了个戏曲“海报”图案做净水碗的装饰，来孝敬这位据说是鄱阳湖水神的萧公顺，就如我们看了《铁塔尼号》电影后再买个画有海报的茶杯作纪念一样。给孩子买书包、铅笔盒时，我们可能挑带《星球大战》图案的。可是，在给老奶奶送礼时，我们大概不会去选一套《侏罗纪公园》系列产品。不知这位水神是否能解《昙花记》中的佛理？戏曲史家曾断言：“《昙花记》问世后，因音律不合传奇格局，很少流传”。事实上，在《昙花记》首演半个世纪后，戏中的插图依然是景德镇瓷业的传统热卖纹饰。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视用图画来进行教化的工作，通过故事教育不识字的大众行善，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图像始终以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传承着历史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图像研究早就成了解码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在两只鞋盒里积累资料卡片开始，发展成了全球研究早期基督教图像文化的中心，英国牛津大学则有近百年的历史专门研究古希腊陶瓶上的图像。当西方国家还在继续不遗余力地孜孜探寻古代文明的痕迹，难道我们任由那些遗失在图像中的故事成为永远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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