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栏目分类：玄门讲经   发布日期：2017-05-28   浏览次数：次

道教与科学

前言

儒、释、道三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三人思想体系，也是中华民族千余年来赖以维持统一、安定的主要思想支柱，号称三教”。

儒教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主力军，成为历代统治者重视的思想体系，自不待言。佛教传人中土后，立刻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中国式的佛教，影响也很广泛。道教产生在中国本土，宣传救世福音，大可以治国，小可以治身，它反映了中国封建制度下小农经济的宗教观，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佛教比道教先得到政府上层贵族的支援，先占领信仰阵地。因道教开始时曾与农民起义有牵连，农民起义被打败，道教一度遭到政府的限制，它的发展不如佛教顺利。道教为争生存、求发展，不断吸取佛教传教的成功经验，注意拉拢上层，取得统治阶层的支持，南北朝以后，也逐渐成为官方宗教。南方束晋葛洪以后，刘宋时有陆修静，萧梁时期有陶弘景，北方有北魏时期的寇谦之。他们建立道教组织，整理道教典籍，取得帝王贵族的信任，争取群众信奉，造成与儒、佛分庭抗礼的鼎足形势。南北朝后期，朝野上下部承认，中国有“三教”的存在。

晋道安是佛教的重要领袖，他总结出一条传教经验：“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条经验同样适用其他宗教。没有政府的支持，宗教难得立足，更说不上发展。道教在南北朝时期十分重视争取上层贵族的支持。道教的基本说教为治国、养生。治国只能间接发挥辅助作用(直接发挥作用的有儒教)，而养生止是道教的专长，这一点比佛教更有吸引力。

道教养生在于祛病延年。上层贵族不但要养生，还要长生，因为他们生活优裕，豪侈，企求永远延续下去。秦始皇、汉武帝都是英明的皇帝，却甘心多次上当受骗，以图侥幸于万一，一心想常神仙。南北朝以后，科学水准超过秦汉时期，祛病延年的药物也较前丰富。道士们通过他们的宗教实践，的确也给当时科学、医学提供不少有益的经验。

应当指出，即使真理，走过了头也会陷于荒谬。长寿是用保健、防疫、祛病等科学措施换来的。长寿总有一个限度，如果企望把长寿变成永远不死，势必把科学引向荒谬。正如节约能源，使之有效利用，是科学；如果企图不用能源凭空产生能量，就是反科学的妄想。

近半个世纪以来，道教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这是可喜的现象。道教研究的重要性，不待多说；研究的途径和目的却不尽相同。有的希图探索中国古代的科技史，有的要考察中国古代的宗教历史，也有的重点研究道教的文化、艺术、音乐，等等。

道教不只有独特的理论，还有独特的宗教实践——如炼丹、服气……等。有的知识可从文献取得，有的知识须从实际操作人手。国内外有不少道教研究者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特别在道教的思想、历史方面成绩较多。但对道教的实际操作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也有对道教实际操作方面有贡献(如中国化学史方面不少有成就的专家)，但对道教的理论注意不够。也有人对道教有某种偏执的爱好，也会造成一种偏见，不易做出客观的评价。这类困难，是从事其他宗教研究所不曾遇到的(当然，研究其他宗教又有另外的困难)。

金正耀先生早年曾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运用同位素质谱技术研究商代青铜矿料来源，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重视。取得硕士学位后，又从事道教理论、历史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当前通晓道教炼丹操作又通晓道教埋论的中青年学者中，象金正耀先生这样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社会科学两方面受过严格基础训练的还不多见。

金正耀先生研究道教并不迷信，他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它、剖析它。一个人的头脑裹宗教和科学两种思想体系有时并存，在特定情况下，矛盾对立的体系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一种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如道教)也有类似的情况。尚未暴露矛盾的体系往往被忽略，被认为本来和谐、统一，而得不道深入剖析。

金正耀先生的博士论文论述了道教的起源、发展，并能从道教的历史发展中揭示其与科学的关系，如实地区别宗教与科学的界限，正当前一些道教研究专著中，这是比较深刻的一部。说它比较深刻，并不是完美无缺，有的见解还不够成熟。因为它提出了新的东西，尽管不够成熟，也值得提倡、肯定。所以，我很高兴向读书界推荐它。

自序

道教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但对道教的理解，在研究者中间却存在著很大的差异。时人有说这是因为道教研究相对而言起步较晚的缘故。然而我们知道，西方学术史上宗教学的研究要算是开展较早的了，可是关于宗教的定义，现在仍然众说纷纭，据统计，竟达一百几十种之多。可见，研究起步早晚固然有影响，概念所要规定的物件自身的复杂程度则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尽管关于道教的定义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的认识，这些互见歧异的定义中仍然存在基本相同之点，即它们都将道教看作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宗教。

早些年曾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进一步的问题，如“何以中国无科学”之类，曾争论过一个时期。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这样提问题了。时下不少论著关心的问题改换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问题包含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前提性认识，即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并不落后。

本书也采取上述关于历史上的道教和科学的基本认识，并进而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初期的道教研究者，特别是西方汉学家，一般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1968年9月初，在义大利的贝拉焦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提交给大会的论文多注重道教礼仪及信仰传统的研究。时隔十一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三届会议上，“道教与科学”则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反映了道教研究者的兴趣的某些变化。

西方汉学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主要受一批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学者，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席文(N?Sivin)等人的研究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以自己的独特优势深入研究，在道教与各门具体科学的专题探讨上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本书试图从道教的历史发展把握其与科学的关系。因为。历史是关系的历史，关系是历史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汇人道教，或者说道教选择吸收的古代文化成分，包括传统科技文明在内，情形并不相同。其根本原因在于道教自身因其神学教义的演化对教外的东西有不同的选择吸收。只有从具体的道教历史发展的考察出发，了解它与科学之间相互纠结的关系及其历史变化，才是宗教史研究立场所要求的。我想，这一基本思考也应该适用于考察道教与其他中国文化内容之关系的场合。

我倾向于认为，早期道教主要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其神学教义的核心是救治危世而致太平。魏晋之际则开始蜕变为以追求成仙不死为最高目标的“度世”的宗教，而以后的发展则基本没有越出这个轨道。所以，本书在写法上著眼于道教在发生这场变革性转折的历史过程中，“为什么”和“怎样”问科学发生关联。同时，也兼及道教吸收的传统科学技术内容在以后各个时代的发展变化。本书没有采用在讨论有关问题时习见的“道教与医学”、“道教与化学”、“道教与……”之类的专题论述方式。从本书采取的研究立场和主旨来说，这是易于理解的。

前人有言：“说止于无险。”我没有能够做到。本书在诸如道教对中国科技利文明的发展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等根本性问题上，看法可能与时谕不合。甚至对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专家意见也有辩难。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但更愿意用这种方式表达曾受惠于他们的卓越研究而产生的敬意。

本书的基础是我的博士论文，是在导师任继愈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在写作研究中，我尽让了自己的努力，但离先生的期望还很远。我只有今后继续努力。

张岱年先生、王明先生、石峻先生、席泽宗先生对本书写作和出版的关心，是我由衷感激的。对我来说，没有比这些前辈学者的奖掖更为可贵的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很多师友也给予关心和帮助，有的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因时间仓促，凡未及采纳的，以及书中一定存在的其他错误和问题，也希望得到谅解和批评指正。

本书是在郑文林、吴元梁和李树琦诸先生的直接关心和督促下完稿和出版的。洼德忠先生为我从日本复印参考书，Michelle Macfaraner小姐帮助复印并惠寄宝贵的文献资料，张宝明和阎征先生业曾提供资料上的方便，我衷心感谢他们。

最后，我希望向于我有生养之恩的家乡故土致意。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乡亲父老，和那些为了他们的后代默默燃烧自己生命的老师们。

金正耀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目录

序 （1）

自序 （1）

导论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宗教与科学 (1)

上篇 救世的宗教与科学

第一章 道教的起源 (17)

第二章 东汉道教的特征征 (34)

第三章 救世的宗教学说与医学 (53)

下篇 度世的宗教与科学

第四章 理性的复归与道教的历史转折 (77)

第五章 葛洪与道教神学基本教义的确立 (94)

第六章 上清派与《黄庭经》 (120)

第七章 内丹术与科学 (139)

第八章 外丹术与科学 (161)

结语 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文明 （227）

参考书目举要 （239）

英文目录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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