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辑要》编撰的心酸历史
栏目分类:玄门讲经 发布日期:2017-06-09 浏览次数:次
文/任宗权
道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卷帙浩繁的经籍。道教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仅记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还保留了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医药学、养生学、化学、音乐、地理等多种学科的珍贵资料,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道藏辑要》的编辑年代和编撰者考证
《道藏辑要》是继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之后收书最多的道教丛书。对于其编辑年代和编撰者现流传二种说法:一、按清末贺龙骧校理《重刊道藏辑要》谓此书系清康熙(1662~1722)间彭定求撰辑;二、《道藏精华录》称此书系蒋元廷编纂于清嘉庆(1796~1820)年间。后书板被焚,书亦留存甚少。
彭定求(资料图 图源网络)
经考证,清康熙年间长州进士彭定求编成《道藏辑要》比较可靠,其经籍共二十八集,收录《道藏》未收之晚出道书一百余种,二百八十卷,后绝板。清嘉庆年间,侍郎蒋元庭在京编集并刻板印刷,收入道书一百七十三种,皆取自明《正统道藏》,是为《道藏》要集选刊。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都二仙庵住持阎永和、新津彭翰然发起重刻,井研贺龙骧参与校订,并增刻了《道藏辑要续编》。
现通行本即为二仙庵版本,该书共二百四十五册,所收道书已增至二百八十七种,其中新增道书一百一十四种,皆为明《道藏》未收的典籍。全书按二十八宿顺序排列,字板是用梨木双面雕刻而成,共一万四千多块,1957年搬往青羊宫保存至今,为当今道教经籍中唯一存板。
《道藏辑要》的价值:增收了正、续道藏以外之百余种道书
《道藏辑要》所收道藏已有之书,不尽按原貌转录,或不分卷,或删略甚多。例如《云笈七签》不分类,且删去数十卷之多。它认为道书“但贵发明妙蕴,不在多著文词”,而不收录《太平经》、《无上秘要》、《道法会元》、《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等大部道书。
所辑是否道藏之要或已尽道藏之要,自当别论。《道藏辑要》的主要价值在于增收了正、续道藏以外之百余种道书(包括重刊本续入的部分),其中绝大部分是明清时代新出的著作,为研究明清道教提供了可贵的资料。《道藏辑要》的选书标准反映了清代道教信仰的特征。《凡例》首称:
“道有宗派,宜分主宾。此编于三清至尊、先天至圣而厚,即按道派源流将南北宗祖所传诸经丹诀挨次列入”。
又认为“内丹可以超凡入圣,外功只可却病延年”,故内丹书收载尤多,而外丹炉火则“严为摈斥”。“一切符箓专本”,亦“概不列入”。
同时,它还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吕祖崇拜和乩仙信仰。其云:
“古今圣真,未可数计,妙道真传,群推孚佑帝师。非特开南北宗派,传经演典,至大至精,即片语只词,亦必关合道妙,玄微难名。且敕普度,化被四洲。此中所载,不及千万之一。仅就旧传真本,敬谨列入,以惠学者”。
故全书收入不少托名孚佑上帝(吕洞宾)的乩降之作,如《太上玄元道德经解》、《先天斗帝敕演无上玄功灵妙真经疏解》、《九皇新经注解》、《玄宗正旨》、《玉枢宝经》、《十六品经》、《金华宗旨》、《同参经》、《五经合编》、(包括《吕帝心经》、《延生证圣真经》、《金玉宝经》、《醒心真经》、《吕帝文集》、《吕帝诗集》)、《先天一气度人妙经》等等。又有文昌帝君降笔之作,如《文帝孝经》、《文帝救劫经》等;历代仙真(张陵、葛洪、许逊、陈抟等)降笔的乩仙著作,如《玉诠》等。
《道藏辑要》的特点:三教归一
提倡三教归一,也是《道藏辑要》的一大特点。《道藏辑要》在序言前收雍正十一年《上谕》,其称:
“朕惟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并行而不悖”。
《道藏辑要》收录一些与其无关的《序言》如:《世宗宪皇帝御制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序》、《世宗皇帝御选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张平叔语录序》、《世宗宪皇帝御选宏栖莲池袾大师语录序》、《世宗宪皇帝御选当今法会序》、《世宗宪皇帝御制三教语录总序》等,从中不难看出,清代政治者对汉族的三教思想进行融合,从上至下,已成风气,许多王公大臣将自己修道悟禅的心得整理成为《语录》进行流传教化。
在这种风气之下,《道藏辑要》除收入明标三教合一之旨的伍守阳《仙佛合宗语录》等书外,又增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等,还收入诸葛亮、关羽的传记、文集,以及文昌帝君的经书等等并不为奇。
《道藏辑要》的重刊:历尽坎坷
《重刊道藏辑要》的工作是十分艰辛,其经过许多高道大德的经心筹划和不懈的努力。按新津彭瀚然《重刊道藏辑要弁言》说:
“其板已毁,书之存于省垣者,仅严雁峰家藏一部,诚硕果也。瀚恐三宝凌夷,商之笙喈公同募刻”。
丁福保编在《道藏精华录》中列《道藏辑要目录》也提到:
“嘉庆间蒋元庭侍郎编纂《道藏辑要》,刻版于京师”。
其录《道藏辑要总目》解题曰:
“是书清嘉庆间蒋元庭侍郎辑,板存京邸。及送板南归,而先生又北上,卒于京。故外间传本甚少”。
由此可以确知,清嘉庆(1796-1820)年间的《道藏辑要》第二次编辑者蒋元庭也颇受坎坷,刻版于北京,后羽化于北京白云观。此后又经刊刻,藏外道书有所增加。至清光绪末期,因原版《道藏辑要》已然罕见,光绪32年(1906)贺龙骧、彭翰然于四川成都二仙庵翻刻《道藏辑要》,称为二仙庵本《重刊道藏辑要》。又增加藏外道经,使其总数扩充为287种。
新津彭瀚然应该是《重刊道藏辑要》的最初的主要发起人。他为《重刊道藏辑要》,四处“筹费不暇”。刻板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间主要发起人阎笙喈道长羽化,又由宋智和与王复阳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继续雕刻,至公元1915年,前后经过了三次制作,历经十五载始告竣工。在《重刊道藏辑要缘起·校勘道藏辑要书后》里贺龙骧写道:
骧以腐儒,自幼听先君读佛老书,喜其中言性命之旨,造化之妙。悉于周易大中同符,嗣觉律宗各条,便于训俗,正人心回天运者,似较十三经为倍显。乃士大夫每厌闻之,置高阁而不肖道者,盖戒于游方之玄……甚负我世祖章皇帝谕天下臣庶尊崇三教、圣祖仁皇帝钦定释道两藏经论、世宗宪皇帝御选藏经语录合儒门《四库全书》颁行之意。骧夙切杞忧而欲振宗风,代宣金口屡为亲,故劝阻牵于浮名不果者,历有年矣。
这是贺龙骧等重刊《道藏辑要》的最初目的。当时天下太平,政通人和,在政府的支持下,代表儒教的《四库全书》编撰完毕。全真道教一向重视道教经籍的编撰,就像陈垣老先生说丘祖为何让宋披云编撰《道藏》一样:
“或问全真家何以刊行《道藏》,第一全真崛起,本不属以前道教;第二,全真重在修养,何用多书?曰:全真家之刊行《道藏》,将以继承道家统绪,留读书种子也……能寝馈于斯,虽伏处山谷,十世不仕,读书种子,不至于绝,则全真家刊行《道藏》之意义大矣”。
北京白云观十六代方丈郑瑞阳曾与孟于才协力,得王迁弼助资,重修白云观存明本《道藏》。据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说:“道光二十五年北京白云观《道藏》重修”,其实从明代起,高道们就一直不断地修补《道藏》,明以后重要的道教丛书主要有三种:《道藏续编》、《道藏辑要》、《道藏精华录》。《道藏续编》由清闵一德编成,多收清人著作。《道教辑要》由道士彭定求编成,收道书近300种。《道藏精华录》由宋一子辑成,有一部分是清朝和民国初年的著作。《道藏精华录》说:
“考明藏不仅有正统、万历二刻,又有天启丙寅新刻袖珍本,皆藏家罕有之秘籍也。因其中多古字书,虽刻于明代,而实根源于宋”。
清代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地都始有重修《道藏》之举,补写许多章节,但多为小修小补,工程量都不大。也有的想重刻,终因资金关系而中断。按丁保福先生说:
“故清乾嘉间,学者多从之校订俗本焉。北京白云观向有《道藏》全部,每半页五行,每行十七字,皆梵筴本,非方册本也。在道光年间已残缺,有王君延弼者出资修补之。上海白云观亦有《道藏》,至同治年间,始修补告竣。民国七年,高邮王丹明先生,拟借上海白云观《道藏》,集资而重刻本,惜仅刻成目一卷,因集资未成,不克举办”。
给四川道友编撰《道藏辑要》的另一动力,是佛教“金陵杨仁山专刻佛藏,海内称绝。”这时,必须要有与时俱进的大型道典出现,表明道教在清初王常月祖师中兴以后的贵盛。贺龙骧说清初的《道藏辑要》:
“以千字文列号,凡三清八洞、三茅五祖、南北七真、诸子经纶,统载无遗。乃玄门之完璧,入道之梯航也。惜板存京城,久遭蠹蚀,蓉垣梓潼宫有梵筴本半藏,今亦首尾残缺”。
可见,当时的《道藏辑要》流通并不广泛,四川更为少见。加之早期的《道藏辑要》“传写鲁鱼,尤当仇对”。按贺龙骧的《重刊道藏辑要子目初编序》谈到清初彭定求编撰的《道藏辑要》:
“原书总目只载卷数,未列子目。莽如渊海,下士难窥。不久书帙放失,虽达士通人,亦罕识宗旨焉”。
《重刊道藏辑要》有序三篇,分别为新津彭瀚然、蜀山三隐者和阎笙喈方丈所撰写。《道藏辑要原序》有二篇,分别为“秕秕道人钟离权”和“大罗领班苏”题写。钟离权为八仙之一,不可能为之作序,“大罗领班苏”也无史实可考,所述内容皆于刻板无关。好在道教学者并不争求这些,《重刊道藏辑要·凡例十六则》说:
“道书之传,真伪参半,但贵发明妙蕴,不在多著文字”。
也多亏当时编撰者虔诚的信仰,他们发愿功德,筹资刻板,细心周密,多次强调:
“重科此书,悉照原本式样。其中虽字句隐而不惬,亦敬阙以俟,未敢轻改,以增罪也”。
这样,我们才能一睹清初道典的神秘风采。以上内容特征,使《道藏辑要》一书成为正、续道藏的重要补充资料,堪称“继续道藏”。
历经劫火,幸得张元和道长抢救
有此一书,可使人略窥道藏之精要,并得览其后所出之大批道书。这对研究明清道教信仰、南北宗派、内丹秘法、功课戒律、乩坛活动,以及宫观焚修实况、三教合流思潮等,尤具重要价值。
《道藏辑要》经版(资料图 图源网络)
抗战时,刻板曾保存于二仙庵印制房,得以免遭战火;“反右时期(1957)”曾搬至二仙庵方丈堂,以避“清扫”之祸;“大跃进”(1961)又入青羊宫保存;至文革(1966--1976),大道不行,群魔乱舞,经版多所损失,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一人,那就是四川成都青羊宫的张元和道长,此人为抢救保护此唯一刻板可谓功劳卓著。
张元和,俗名张永义,原籍四川南部县马王乡人,生于1909年7月11日。家庭为贫苦农家,1933年9月20日因病到成都青羊宫跪请出家修道。
初到道观内,因无文化且身体瘦弱,被观内执事所看不起,只指使干些粗杂劳作之事,颇吃了些苦头。这样整整干了6年,到1938年才应允成为正式道士,礼拜原青羊宫监院陈永栋为师,取名张元和,为全真龙门派第十九代玄裔。先后曾任该宫经主、巡照、高功。
解放后,市园林局以青羊宫为中心建立花圃林园(后改为文化公园),青羊宫中有种植花木技能的道土便被吸收参加工作,张元和便是其中的一位。但他仍是全真教徒,仍过正常的宗教生活,还担任青羊宫民主管理副主任职务。1961年他被成都市西城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吸收为政协委员。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朴直诚恳,工作认真负责,是当时成都市道教界人士中较为先进的人物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青羊宫受冲击,神像被推倒,匾额被砸毁,经书被搬走,文物被打坏,连青羊宫珍藏的《道藏辑要》木刻版,也被当木材拿走400多块,园内的树竹被任意砍伐,宫内的道士被撵出,勒令还俗。作为道教玄嗣,目睹当时的情景,十分痛心。他利用他是公园的工人而又留住在青羊宫的条件,尽力保护道教文物,特别是仍存放在青羊宫的《道藏辑要》刻版。
张元和道长虽然文化程度低,但他深晓这部经版的珍贵。他千方百计向那些“造反者”细说经版的文物价值,向那些蓄意抢夺者冒险交涉,竭力保护,总算是把绝大部分经板保护下来了。
现在青羊宫已有近50位常住道士。张元和感到现在道教经籍缺乏,决心要使保存在青羊宫的《道藏辑要》经版发挥作用。1984年,他与四川巴蜀书社达成协议,联合重印《道藏辑要》。他带领道众清洗每一块经板,晾干,再检查缺少了哪些,登记清楚。尔后,又按原刻印本补刻了四百多块经板。这样,整部经板齐全,我国唯一幸存下来的清代刻版《道藏辑要》才又得以重新印刷行世。
正是由于张元和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维护了这一刻本,尔后又历经辛劳使这一刻本得以行世,他保护了国家文物,延续了道教重要经籍的刻板,受到社会学术界人士的尊敬,更是受到道教界人士的尊敬和赞誉。
在《道藏辑要》重印行世时,张元和撰诚恳地说:“《道藏辑要》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一部分,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保护它。我作为道教的嗣子,更有义不容辞的义务。所以对今天《道藏辑要》的重印出版,感到无比的欣慰。当然这首先要感谢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感谢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为出书付出辛勤劳动的青羊宫道友们。”
由于张元和在道教界的声誉和影响,1980年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l982年起任成都市第九届、十届人民代表。同年当选为成都市道教协会副会长,1984年当选为会长。1984年,成都市道协曾与四川巴蜀书社合作影印《道藏辑要》,此举本为海内志士之善举,然限于当时较落后之技术条件及合作中所出现的问题,使得此举半途而废,所影印《道藏辑要》纸张、质量较差,字迹模糊,远非梨木原印版所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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